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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颜德如等: 摘要：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渗透于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之中，可谓治理的精神内核。基于“基层”之治理现状，要积极采取诸如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教育沁润和互助共荣等举措。最后，还应从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三大文化发展战略来改进基层治理。 　　关键词：治理；文化；基层治理 　　 　　中国的治理无论是从层级还是内涵的角度来看，基层治理都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基层治理创新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不少论者强调从制度、法治的视角来进行，这一点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基于中国治理在方法上陷入“运动论”、“专项论”、“特事论”、“结果论”等误区[1]，仅从制度与法治这两翼来着力未必能扭转这种现状。我们认为，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还应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为此，要不断探索促动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1.文化：治理的精神内核 ? 中国的基层治理被学者称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草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沿和末梢。它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绩效高低的重要变量。对于单一制国家体制来说，基层治理状况甚至决定了整体治理能力的水准”[2]，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我们认为，基层治理的核心首先是“治理”，其次才是“基层”。不管如何定义“治理”，如何强调其与传统统治、管理的区别，作为运行中的“治理”而言，总是离不开五大要素：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当我们从文化维度来观察“治理”状况时，在“治理”的表象之下，其实都渗透着“文化”。可以说，“文化”是“治理”的精神内核。 ? 　　（1）治人者之德性 我们借用孟子的话把治理的推进者称之为“治人者”。从一般的常识来看，要实现合理的、好的“治理”，它首先要求“治人者”具备相应的德性与能力，这在东西方的古代思想教义中表现尤为突出。在儒家的思想世界中，对政治采取了一种德性理解的方式。德性化政治要求其从政者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如何成为有德有位的“君子”？关键在于修身。《礼记》中“大学篇”对此有缜密的安排：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心理训练，保证“修身”的趋善取向；格物、致知是“修身”的具体途径，保证“修身”的知性水平；“修身”的效果检验或者说“修身”的事功取向，必须在三个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的领域即“家”、“国”与“天下”中实实在在的锤炼与展现。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著名主张是“哲学王”，强调统治者的“哲学”修为，突出“治人者”应具有高尚的灵魂。亚里士多德希望实现“至善”的城邦，其前提是要有公正品性的城邦管理者。当今中国主张建设廉洁政府，为此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清正”、“清廉”与“清明”，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德性的价值取向。强调“治人者”的德性标准，就是强调“治理”必须是合乎“伦理”的，必须深刻认识到，“伦理远不是治理这块蛋糕上一点樱桃，而是治理不可分割的部分”[3]。 ? 　　（2）被治者之素养 强调“治人者”的德性提升，并不是要忽视或者排斥“被治者”的基本素养。从儒家的教义来看，虽然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之说，但它从来也没有忘记对“被治者”的教化，这在本质上就是对“被治者”的素养提出了相当的要求。“正人先正己”，突出的是道德教化；学礼好乐，重视的是礼乐教化；敬天孝亲，贯彻的是宗教性教化。[4]作为“社会政治动物”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他们不仅要了解德性是什么，重要的是使自己具备“节制、勇敢、公正”之德性。在强调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的当今社会，如何发挥建设性的公民力量来促进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实施，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必须使他们具备自治独立、自信包容、自主负责的公民精神。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民精神之养成与公民力量之彰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因为它们相当的弱小，就成为不为其提供相应渠道的借口。当然，进行长期而必要的公民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使他们知道“怎样在制度内活动，如何处理与制度的关系。使了解某些政府活动的必要性，消除公民抵抗政府的不良情绪，真诚地寻找行之有效的与公民开展合作的方式”[5]。 ? 　　（3）制度的文化性 制度作为“治理”的常规性管道，历来倍受尊崇。在现实政治过程中，制度为何总是无法真正落实？为何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一味企求改进制度本身，并不能改变这种态势，这就要反思：是否存在“制度”的非制度依赖问题？从D?C?诺斯的代表性论文《制度变迁的理论》来看，他将约束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那些被权力机关制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