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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虔敬主义和理性主义（B）塞缪尔·皮尔逊文 发表：《美国研究》/2004年第1期；学术交流网/美国问题评论/2004年3月24日转发上接A篇　　长老会的奋兴布道活动引发了先前在荷兰新教中出现过的同样争议与批评。某些教、俗界人士表示热烈赞同，特别是那些有理由对突出教会作用的形式主义表示不满的人；那些盯住奋兴布道活动中的狂热和杂乱无序的人则对复兴活动感到害怕，并进行非难。总的来说，奋兴运动沿着已经存在的界限分裂了长老会。支持严格教义准则的人害怕并反对奋兴运动。他们的宗教观依然是苏格兰国教会（一个包括了所有人口在内的国家教会）的那些看法，它必然更多地关注于教义，而较少关注皈依体验这一更为内省和困难的问题。另一派人则把教义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虔诚问题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奋兴运动似乎是上帝所赐。　　在清教徒主导的新英格兰，大觉醒的到来总的来说是与1729年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在北安普敦（Northampton）出任教职密切相关的。出于对世俗气和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注释】该教派为荷兰基督教新教神学家阿明尼乌（1560－1609）创立，它反对加尔文派的得救预定论观点。——译注【注尾】蔓延的担忧，爱德华兹鼓励其听众中年轻人的精神发展。尽管他的布道缺乏坦南特布道的华丽色彩，但仍激发起人们对宗教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