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比较分析.docVIP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的动因比较分析 张中秋﹡ 〔提 要〕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间形成两个高峰，一是古代日本大规模地输入唐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开创出它著名的“律令时代”； 一是晚清中国急速地输入近代日本的法律文化，开启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唐代中国法律文化到日本，晚清日本化的西方法律文化到中国，这种交流和影响不仅深入历史还在影响未来。本文从信息传递、政治需要、社会发展、战争胜负、国际竞争、民族尊严和法律优劣诸方面，比较分析了古代日本输入唐代法律文化和晚清中国输入近代日本法律文化的动机与原因，认为这种交流的双向性和典型性既是比较法律文化分析的范例，也可为当下中外法律文化的交流提供史和思的资源。 〔关键词〕 法律文化 交流 动因 资源 Email：nuzzq@ 参见王晓秋 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日〕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池田温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45年）前，日本处于部民社会状态，经济、文化落后于大陆中国的唐朝和朝鲜半岛，没有系统的成文法，只有一些习惯法。大化改新后数十年间，经过反复的斗争，以唐为范本，逐渐引进并制定了律、令、格、式成文法，构成先进的国家制度。日本的多数历史学家，通常把当时这种以律令法为轴心形成的国家统治体制，称之为“律令制”。在公元12世纪幕府政治以前，特别是大化改新后的头二、三个世纪，即律令制推行较好的时期，谓之“律令时代”。律令制的特点是仿效唐代中国，国家掌握土地和人民，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律令时代是日本政治统一、法制完备、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新时代。这一时代的开创在制度上得力于对唐代法律文化的输入。 中国早在明代就与西方(人士)多有接触，到19世纪40年代中西发生正面冲突前，联系也未曾中断，但对传统法律制度的改革直到1900年清廷谕旨新政，1905年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后才开始“变法修律”。变法修律的参照模式经历了从美英到法德最后选定日本的过程，大规模引进源于西方的近代日本法律文化开启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日本书纪》卷廿二“推古天皇卅一年七月条”，转引自前揭王晓秋 大庭修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历史卷》，第102页。 宫琦道三郎：“论律令”，载《宫琦先生法制史论集》，转引自杨鸿烈著：《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参见〔日〕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概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6页及前后。 2002年版，第131页。 176页） 前揭〔日〕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概说》，第55-65页。 53页。 72页。 176页。 古代中国的皇帝通过对周边诸国君主颁布官号、爵位的册封（任免令）方式，结成君臣关系，以宗主国对藩属国的立场置其于从属地位，具体的表现即是朝贡。朝贡是藩属国使节朝见宗主国皇帝，献上土产品，以尽君臣之礼；皇帝授予答礼物品，作为回赐，以示威德。这是中国的君主天子把国内的君臣关系推及到周边各国，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一项制度，是中国天下观的展现。汉、唐是朝贡体制的发展时期，明代郑和下西洋把这一体制推到极点，鸦片战争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条约代替了这一体制。关于隋唐的册封体制，参见〔日〕金子 修一编：《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东京：名著刊行会2001年版；1-84页“隋唐帝国与东亚”；关于中国的世界秩序与朝贡及贸易/条约体系，参见〔美〕费正清著：《费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页。 607年，即中国隋朝大业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以小野妹子为首的日本使节携倭国王致隋炀帝的国书中，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种表示对等的语词开头，致使隋炀帝大为不悦。为此，日本在第二次的国书中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字样，以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对此，《驭戎慨言》评论说：“在后一次的诏书中，改日出处天子为东天皇，日没处天子为西皇帝，盖因闻首次诏书为彼王不悦，故略加改动，并表敬意。然犹不只称彼王为皇帝，对东而称西。我方既不称倭，亦不称王，犹称天皇，盖憎恶彼王国书中称倭王之无礼，不从之也。”（参见前揭〔日〕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5页及前后；63-84页 前揭〔日〕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概说》，第66页。 177页。 参见前揭〔日〕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54-162页。 424-440页；1994年版，第413-423页〔日〕。 参见鸽子编：《隐藏的宫廷档案──1906年光绪派大臣考察西方政治纪实2000年版，第152-171页“日本当了中国的老师”。有论者就中日两国在受到西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