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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改姓名： 日治時期的改姓名實例分析 劉正元* 中文摘要 本文取自於剛完成博士論文中的一章，目的在於分析台灣人在日治時期，特別是在皇民化後期的更改姓名實例，透過這些實例的歷史人類學分析，我試圖從命名方式的保留及改變來呈現殖民與被殖民者之間複雜的協商（negotiation）關係。我的田野工作地點位於南台灣橋仔頭地區，這裡是日治時期台灣第一個新式糖廠的所在地，成立於西元1901年。在糖廠成立後 有不少日本內地的勞工及管理階層湧入，根據1930年的戶籍資料，當時橋仔頭共有1299人其中包含429個日本人 800 個本人其他國籍70人Rosaldo Rosaldo 在菲律賓Iongot 族群的研究中指出，命名反映了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和認同，比方說當一族人結婚或年紀大時會更改名字，當地人相信這些新的名字會避免疾病及災禍。 Bateson在新幾內亞的研究也指出，當地的命名制度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土地的使用及繼承Rosaldo Rosald在菲律賓Ilongot族群的研究中指出，命名反映了一個人不同的生命階段和認同，比方說當一個族人結婚或年紀大時會更改他的名字，當地人相信這些新的名字可以避免疾病及災禍。Bateson〈1958〉在新幾內亞的研究也顯示當地的命名制度與社會生活緊密結合。Bateson提到：「命名的制度是一種整體文化的『理論意向』〈theoretic image〉。在命名制度中，文化層面的每一項社會面向都會被反應…...每一首歌通常包含了一系列的名字……婚姻是被安排用來取得新的名字。投胎轉世和繼承依據命名系統而來；土地使用權基於世系組織，而世系組織的成員乃是依照姓名來決定。」 在傳統台灣或中國社會中，姓名是一種很重要的自我表達形式。姓名可以區分家族及個人，並且標記一個人重要的社會轉變過程。一個人的姓氏和名字所代表的意義不同。名字通常由祖父母及父母（通常是父方〉所取，反映了長輩對於兒孫輩的自我投射及期許; 另一方面，姓氏則是一群團體的集體象徵。另外，在兩性命名方面，Watson指出，在中國社會中兩性不管在命名的形式或權力〈誰去命名？〉方面，呈現著非常大的差異。傳統上女人只有姓氏而無較正式的名字，甚至女人也沒有權力為新生兒命名。然而，從日治時期開始，男女間關於命名的方式因者社會的變遷而有改變。主要透過教育的手段及政治上的宣傳，殖民者採取許多措施鼓勵台灣人更改姓名，特別在皇民化期間〈1937-1945〉之後，日本人更在政策上鼓勵台灣的菁英階層更改姓名。在這篇論文中，我將呈現我在高雄橋仔頭地區的歷史人類學田野工作，田野時間為2002年至2003年之間。我主要的資料來源是日治時期留下來的戶籍登記資料，從中我分析了皇民化時期整個橋仔頭地區更改為日本姓名的資料；另外，我也對若干曾參與此過程的地方耆老進行生命史訪問。透過這些方式，我試圖去檢驗隱藏在命名之後複雜的認同〈identity〉及權力問題〈politics〉。 1895-1930 兩種文化的遭遇 1895年後，日本政府的若干措施變逐漸地改變了台灣人的命名形式。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折來自於1905年殖民政府的全台戶籍普查，這是臺灣人歷史中首次的官方全面性戶口普查。在普查的過程中，殖民政府要求無論男女，每一個人都只能登記一個名字。另外，在戶籍登記的過程中，殖民政府為了區分性別起見，要求每位女性的姓氏後面加上一個「氏」字。在此之前，臺灣人通常互稱小名〈nicknames〉，許多人〈特別是男性〉在不同的生命階段〈嬰兒、入學、服官職等〉也會有不同的名字。然而，即使殖民者要求，這些非正式的名字仍普遍出現在日常的稱謂中。在2003年初，我曾經詢問一位報導人關於一位在地人的故事，那位在地人姓林。聽我提起這個人時，報導人沉思了好一會兒，然後突然自言自語道：「難道是『豬屎』〈林先生的綽號〉嗎？」再者，成年女性通常是被以親屬關係的形成而被記憶。比如說，我曾詢問另一位報導人關於一位養女的事時，起初他說她記不得這個養女，想了一下之後她說：「噢！我想起來了，她是丁發的太太！」 自1905年後，殖民政府留下了詳實的戶籍登記資料。以改姓名為例，在1930年之前，我們在戶籍資料中未見到橋仔頭地區有任何更改為日本名字的例子。整體而言，在這段期間內，大部分台灣人仍舊沿用他們原有的命名方式。鈴木清一郎〈1934〉指出台灣人為新生兒命名時，通常會依循著幾個標準，諸如根據某人出生時的五行、排行、觸景、土地、夢兆、託庇、厭勝〈使邪神討厭〉、長相、個性、假物、典故、或父母的期待等。鈴木提到，大體「男人都取山、河、木等陽性名字，以及虎、龍、獅等猛獸名字；而女子則多半取月、花、玉、蓮、美等陰性名字，以及蝶、燕、鳳等溫馴動物名字」。在我進行橋仔頭的田野工作時，一位叫作林瑞龍〈1931年出生〉的男性報導人就提到：「傳統上我們父母或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