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方：逃离心理询(三).docVIP

反方：逃离心理询如果引发痛苦的事实不能回避和改变，对快乐的追求可能会暂时掩盖苦难的本色，但终究不能带来痛苦的降低。即使从表面上看起来，快乐与痛苦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人类情绪并不是单维的，快乐和痛苦是两种相对独立的系统。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种类型的情绪各自体现着不同的功能：快乐是由接近的动机而引发，你获得了你所期待的东西，这令你感到快乐；而痛苦则是由回避的动机而引发，你避开了你所厌恶和恐惧的东西，这令你不再痛苦。事实上，人对负性事件的反应速度和敏感度要比正性事件快得多，因为前者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对人的意义更大，毕竟“避免伤害”才是生存的头等大事。所以，一个现实主义者应该对难以回避的恶行和威胁始终报以警惕，并接受这种情况下相伴而生的痛苦感受，这是人类祖先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习得的宝贵生存技能。 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本文主要的讨论对象是发展性咨询。轻度的，由环境引发的抑郁表现符合发展性咨询目标对象的特点。这种由生活压力或逆境导致的情绪低落不同于由内在认知偏差导致的抑郁症，也很难通过纠正其思维方式而获得改善。 有研究者提出了“抑郁现实主义”一词来形容上述情况。这一概念源于阿洛伊和艾布拉姆森 (Alloy Abramson) 在1979年的一项实验。他们选择了轻度抑郁和不抑郁的大学生做为研究对象，并让两组大学生判断自己按钮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灯是否可以变亮。结果发现，轻度抑郁的大学生能够客观正确地做出判断，反倒是不抑郁的大学生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表现出过于积极的认知偏差。认知行为治疗的倡导者贝克等人(Haaga Beck)也在1995年指出，尽管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确存在消极的认知偏差，但是轻度抑郁是现实主义的体现。也就是说，轻微的抑郁恰恰是清醒的表现，他们只是没有歪曲现实以及自我欺骗而已。 我想，若咨询师将自己的咨询对象定位为发展性咨询，而非治疗性咨询，基于上述理由，即使他在与来访者已经就咨询目标达成良好一致，例如致力于“减低某类情绪的发作情况”，他很有可能仍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果咨询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并且以不否认现实作为思维和情绪改变的起点，那么，在保持认知与情绪的一致性的同时获得新的领悟，将是一个需要高超智慧的尝试。因为思维的突破是一种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事件，每个人的问题都是一个经历了反复思索后仍无解的谜题，在无既定规律可循的时候，突破往往需要一点运气和灵感，你不知道何时这种体验会发生，你更加无法知道这种体验和其所象征的改变对来访者究竟意味着什么。 最后谈谈咨询的有效性检验问题。无论咨询师认为咨询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还是从未想过咨询的证实证伪问题，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真正关心和了解这类研究的结果。他们在看到一些基于实证的支持性研究结论时都乐于接受并引用到自己文章中去，而不太深究这个研究的信效度究竟如何。 这类研究的方式一般分两种，一是对某类咨询方式有效性的长时间系统考察，包括长期追踪效果的评定；另一种是分离出其中某一个可能起作用的成分，并在实验室条件下设计精密而简单的实验来考察其有效性。前者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临床患者而非一般人群（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减少症状才是最靠谱的效果评价方式。不然没有症状你要评价什么？难道要问你跟这个咨询师聊完天是不是开心？），这种系统性的研究一般选择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进行纵向考察（长时间，多个时间点），以系统接受某类咨询治疗方式的团体或个人为实验组，以同质（人口学特征和症状均匹配）等数量的人（例如同年龄性别的有同等程度症状的抑郁症患者）为对照组。对照组接受的处理既可以是一种不同的咨询治疗方式，也可以是某种药物，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任其自然发展。 这类研究的逻辑是：如果一开始他们表现出同样的症状，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接受某种处理的人症状减轻了，而没有接受这种处理的人症状减轻程度跟前者有差异或者没减轻甚至可耻地加重了，那么这种治疗就是有效的。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都有高度标准化的操作手册，手册中详细记载了每次治疗应该做的事情。例如，每一次治疗需要谈论哪些问题，完成哪些任务，结束后有什么家庭作业，都被事先规定好。有时候，这些内容被总结成一个个需要填写的问卷、表格或是清单。 在我接受一个认知行为取向的咨询师督导的时候，我见到了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表格，这些表格大部分可以在一本叫做《认知治疗技术：从业者指南》（Cognitive Therapy Techniques：A Practitioner’s Guide, 作者Robert L. Leahy) 的书里找到。使用这些完全标准化的技术和操作指南，一方面可以保证研究可以被后人重复验证，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治疗效果尽可能少的取决于咨询治疗师个人魅力，而尽可能多的取决于治疗技术本身。 就我目前掌握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