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提纲.docVIP

人口红利的定义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为了便于分析，人们使用总抚养比小于50%（14岁及以下少儿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人口红利时期，进入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打开，退出人口红利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而人口总抚养比超过60%时为“”时期。 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在 1978 年到 2011 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 GDP 以年均近 10%的速度高速前进。人们纷纷研究导致中国高速持续增长的因素。人口红利因素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 蔡昉和王德文的一项研究（1999）表明，如3.1 表所示，物质资本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贡献为28%，劳动力数量增长的贡献为24%，人力资本的贡献24%，而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对增长贡献了21%，剩余3%未解释。 根据上述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功不可没。中国具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并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体， 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户籍制度等各种因素大大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从而乡村存在大量冗余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后，二元经济的格局被一步步打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逐渐可以自由的流通。农村冗余的劳动力被大大释放，并为城市的工业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在人口结构图中，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高，相对应的总人口抚养比也呈下降的趋势，并且与国际社会相比，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劳动人口比例较高和抚养率低，会导致社会储蓄大幅增加，进而拉动社会投资，形成典型的“三高”局面。 另外，人口红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图3.2鸟瞰其影响机制。利用好人口红利，将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多元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多元性，既体现于人力资本形式的多样性，也体现于它所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类型的多样性。 中国人口红利现状评估 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教授作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可谓广为人知。 该理论将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划分为农业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两个部门， 在农业经济部门中存在相对于土地和资本来说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导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甚至负数。 而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 在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之下,农业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逐渐转移到新兴部门去就业，这就形成了一个二元经济。这个体系的存在会一直持续到某个时刻,这个时刻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恰好超过劳动力的供给的增长,值此之后，继续吸引农业经济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将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国家，评价其人口红利的现状，要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结论就是其是否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在《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一文中分析，如果将 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增量作为劳动力供给,将城镇就业年增量当做劳动力需求,则可清晰的观察到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格局，如表3.1所示。如果将城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数量,即城镇居民就业的人口与农民工就业人口增量之和,将其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量进行比较。则可从中看到, 2002 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显然不再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蔡昉认为这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一个重要证据[40]。 另外，在学术界中，都阳、林毅夫等人皆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但刘怀宇、马忠等人则发表质疑，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假象，中国仍旧会享受人口红利。 本文根据以下信息：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大幅下降，老龄化水平超出国际老龄化社会红线；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剧烈变化，市场需求逐渐超越市场供给；全国各地连续多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基本判断。本文认为，中国已经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红利的问题 劳动力数量(罢工潮，个人利益受到严重剥削)和质量（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仅10％强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劳动力质低下不仅制约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人口红利的实现与扩大）不足、老龄化（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