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漫话：中国古代印刷术探疑.doc

中国古代印刷术探疑 　　　 这个题目说得有点大，其实，对于中国的印刷术的兴趣，还是和朋友们聊起活字印刷早已为中国人所掌握，而直到清代，最为普遍的印刷方法还是雕版印刷的奇怪现象，大家都说了很多理由，可虽然都有些道理，却都感觉到“不解渴”，无法完全解释自己的疑问。于是便去查资料，结果越查收集的东西越多，简单的解答这个疑问很困难，便把自己的学习的结果整理一下，算作是读书笔记。　　 要说印刷术，不得不从藏书开始入手，因为有了印刷术，才会有大量的书籍让藏书家们来藏，不说藏书的规矩，就很难弄清雕版印刷之书和活字印刷之书的优劣，也就搞不明白雕版印刷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藏书的学问是在很深，光是说明版本的分类就很费力气，这里先简单的说明一下。　　 隋朝以前，主要的书籍还都是手抄本，手抄书籍费时费力费钱，非皇室官宦之家不能为之，所以，藏书也就只能是“政府投资工程”，一般的读书人能看到都算不易，惘论藏书了。中国的雕版印刷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代，而真正用于大量印刷书籍是在宋代，也就是说，民间开始有能力进行藏书活动从隋朝开始，在宋代最为繁盛。越到近代，藏书的种类越多，学问越大，门类越全。举例来说，藏书界最常用的“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旧刻、精本、旧抄、旧校。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直到70年代末，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标准才真正确定下来，所编的《中国善本书总目》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三、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按藏书界的通论来说，藏书的版本最为珍贵的是“官刻本”，即是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其中比较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监本”，为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为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其次，是“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一般老百姓是不会自己写书自己印的，穷文人也没有能力，一般能够私刻书籍的，要么是饱学鸿儒，要么是官宦文人。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朝廖莹中的 “世彩堂本”，余仁仲的“万卷堂本”；明朝范钦的“天一阁本”，毛晋的“汲古阁本”；清朝纳兰性德的“通志堂本”，鲍廷博的“知不足斋本”，黄丕烈的“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朝“黄善夫本”，明朝“吴勉学本”。　　 再次，便是“坊刻本”了，也就是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都是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说了这么一大堆，用意就是要说明，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　　 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