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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思想 教科院 袁强 4、有关教育的基本理论 首先是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临川先生文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可以说，他掀起了北宋时期，乃至汉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兴学运动。 他反对天才论，强调人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他有名的文章《伤仲永》，激励人们勤奋好学，也是对先天论成才观的有力批判。 就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说，早期启蒙思想家深刻地批判了理学教育的空疏无用。如颜元批判理学“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存学编》卷二）。顾炎武也指出：“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亭林余集·与任钧衡》）。因此，他强调要用经世致用的实学来代替理学的空谈，要能“为天地造实绩，而民以安，物以阜”。颜元也曾尖锐地批判当时的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势利的场所。他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他认为学校还应该成为议政的机构。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存治编·学校》。学校还应有监督弹劾郡县地方行政官吏的权力，这似乎有点像西方议会的性质。 （二）关于教育的内容 早期启蒙思想家们都竭力批判理学的空谈心性，不务实学，脱离实际，专学那些与现实相差甚远的歪曲经书的繁琐注疏等，认为教育内容必须注重实际问题，学习对实际有用的东西，如礼、乐、兵、农、医等。同时也注重学习经史，研究经学，其目的也是为了经世致用，以托古改制，认为古人是注重实学的，如黄宗羲就曾主张学汤五经、兵法、历算、医学等内容。 颜元在《存学编·上陆桴亭书》中，较详细地论述了教育内容。他说：“某为此惧，著存学一编，申明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大致明道不在读书章句，学不在疑悟诵读，而期如孔门搏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说；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六德是指：智、仁、圣、义、忠、和；六行是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德、六行和六艺是三物。他晚年为漳南书院提出的“教育计划”，将此书院分设六斋：(一)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二)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诸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及射御技击等科；(三)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奏章、诗文等科；(四)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五)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六)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三）关于知识的来源与获得 早期启蒙思想家都认为知识不只是来源于书本，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客观事物，来源于社会实践。认为“理在气中”、“理在事中”，而反对理学家们的“理在事上”、“理来于心”。正如顾炎武所说：“行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日知录》)。李塨也明确提出：“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认为人们的知识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人们后天接触客观事物，感知、思维的结果，也就是学习的结果。要获得知识首先要接触事物，通过实践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正如王夫之所说的：“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尚书引义》卷三）。他还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少知、浅知到多知、深知的探求过程，这个过程他认为应包括“学、问、思、辨、行”几个方面，而“行”是首要的，“学、问、思、辨”是为“行”服务的。颜元指出：“譬之学琴然，读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譬如欲知礼，任读几百遍礼书，讲问几十次；思辨几十层，总不算知。直接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亲下手一番，方知礼是如此……是谓格物而后致知矣。”（《四书正误》卷一）。 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们对封建理学僵死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要人们面视现实世界，注重科学；学习那些能“利济苍生”的有用知识，并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来获得知识。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不想触动封建制度，想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革，在批判理学的同时，又抬出孔孟之学作为自己批判的武器。所以他们所点燃的这一进步思想的火花在被理学禁锢了的黑暗社会中，在统治阶级的压制下，未能燃烧起熊熊的烈焰，理学仍占统治地位。但早期思想启蒙运动已在人民的思想中种下了思想解放的火种，它激起了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寻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爱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