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协议]有限合伙企业简介.doc

一、允许法人和机构参与合伙以及允许合伙企业破产的风险性影响 　　1、壳企业：普通合伙人刀枪不入的软猬甲？ 　　老合伙企业法不允许企业法人作为合伙人，同时，合伙企业不得破产。新合伙企业法将合伙企业的兴办主体从自然人扩大到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他组织，这些主体可依法作为普通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以上参见新法第2条、第3条)；如果合伙企业依法破产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仍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参见新法第92条)。 　　有限合伙制度意在搭建一个“能人和富人共舞”的平台，由富人(投资者、创投机构、“资本家”)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能人(经营者、“知本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企业经营，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由于普通合伙人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而使企业治理实践中常见的经营者道德风险问题，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或者降低。根据新法关于法人可以作为普通合伙人以及合伙企业可以依法破产的规定，假设能人(经营者、“知本家”)不是以自然人身份，而是通过设立一个“壳”公司或另外一个“壳”有限合伙的形式，将其作为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甚至是唯一的普通合伙人，那么，在合伙企业破产时，能人(经营者、“知本家”)就能够通过“壳企业”作为屏障，有效地规避法定的无限连带责任，不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显然，这不是有限合伙人、创投机构愿意看到的。 　　因此，如果投资者拟作为有限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创投机构，或者创投机构拟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对项目(创业企业)进行投资时，应当要求经营者直接以自然人身份作为普通合伙人，而不是通过设立“壳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 　　2、有限合伙人与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法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董事是谁的董事？ 　　在国外，由法人(公司)作为唯一的普通合伙人，已经成为现阶段有限合伙的典型形态。在这种模式下，有限合伙的控制权名义上掌握在作为普通合伙人的法人(公司)手中，但法人(公司)的管理者实际上可能就是有限合伙人中的部分人。这样的有限合伙可说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有限责任实体，发起人一方面通过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而经营合伙事务，另一方面作为有限合伙人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这样既有利于企业避免双重征税、充分享受合伙的税收优惠，又可最大限度的利用法律为有限合伙人所提供的有限责任保护(参见廖凡《美国非公司型有限责任企业初探》一文)。 　　但是，在由法人(公司)担任唯一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下，法人(公司)同有限合伙之间将可能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因为公司的股东与有限合伙人有时候并不会完全重合。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法人(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应当优先考虑法人(公司)股东的利益还是应当考虑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乍看起来，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对公司及公司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与公司对有限合伙及有限合伙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二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我国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不过，国外的判例指出，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不仅对有限合伙和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而且这种信义义务高于其对公司股东负有的信义义务；在二者发生利益冲突时，董事和经理必须优先考虑有限合伙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 　　在设立公司(法人)作为唯一普通合伙人时，假如有限合伙人或者创投机构只是该公司的众多股东之一，则有必要通过公司章程和合伙协议这二份根本性的法律文件，将“公司董事和经理必须优先考虑有限合伙和有限合伙人的利益”这一点予以明确规定，以便为日后妥善解决法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提供依据。 　　3、有限合伙未依法注册或未依法成立的风险 　　根据新合伙企业法第3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现实的问题是，第一，哪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是“公益性”的，很不容易区分。如果按照《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所列“公益事业”范围来界定，则绝大多数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可列入“公益性”单位(参见《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第二，对“国有独资公司”的定义，新公司法和老公司法是有区别的。新公司法下，“国有独资公司”是专指由国资监管机构(即俗称的各地“国资委”)作为唯一股东的公司；老公司法下，“国有独资公司”的范围更广阔，包括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公司。那么，到底是新公司法下还是老公司法下的“国有独资公司”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如果前述单位违规作为普通合伙人，甚至是唯一的普通合伙人，将会导致什么法律后果？有限合伙是否因此在法律上并未成立？如果企业登记有误，或有限合伙在法律上并未成立，而有限合伙人错误的相信有限合伙企业已成立，或者错误相信自己为有限合伙人的，当第三人与该合伙企业进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