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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工厂转变为设计强国 中国制造是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以及不断恶化的环境为代价的，这条路必然不是长久之路 世界工厂之 在墨西哥湾漏油事发15天后，在当局的屡次追问下，BP无奈表示切断漏油源的时间仍不确定，这一消息随即招来了美国政府的强势干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批准沿岸各州调动国民警卫队协助阻止原油扩散。同时，数千名志愿者也在相关部门的号召下赶到沿岸各州，协助应对可能的环境灾难。 2010年5月10日，距离油井漏油20天后，BP各种尝试均宣布失败，奥巴马当即宣布成立独立的总统委员会，对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美国在处理BP事故的时候，各部门的调查和司法系统的介入分别进行并相互配合，政府并没有进行干预，这种反应机制也势必会加快事故的处理。 “渤海之痛”让康菲石油成为众矢之的时，相关部门在处理该类事故时，也表现出了力不从心的一面。 自6月4日、6月8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两次接到漏油报告，时隔一个月后，国家海洋局才于7月5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一“原本被当局以为可以控制的漏油事故”才得以公之于众。 在康菲石油上报漏油事故时，由于泄漏范围较小，漏油量尚可控制，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直到漏油面积逐渐扩大，国家海洋局的负责人才紧急召见康菲石油总裁，以及中海油领导，而这时距离渤海漏油已经过去了两周。 相比之下，在应对康菲漏油事故时，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记者多次联系北海分局环保处和新闻办，工作人员在回复记者提问时均表示，目前进展都在其官方网站予以发布，对于记者的提问则不予回应。 “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是渤海污染无法得到根治最为关键的因素。”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邹景忠说。 在漏油事故爆发后，国家海洋局曾对康菲石油开出20万元的罚单，这一目前法律框架内的上限罚款也充分暴露出了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的致命漏洞。 单从法律条文而言，目前我国针对海上漏油事故的责任界定和处罚标准，《海洋环境保护法》是国内唯一能依据的法律法规，在此之前，问责康菲石油的法律漏洞也一直成为制约对其进行起诉和索赔的关键阻碍。 8月31日，包括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国内5家环保NGO组织联合发布报告，公布了一份苹果在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曝光了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直指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存在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指出“苹果”时尚产品的背后，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 2011年5月20日成都富士康iPad2生产线抛光车间发生爆炸，造成3死16伤的惨剧。这起事故是由铝制粉尘控制不当导致的。事后发现，这个预期将供应全球三分之二iPad的巨型工厂，第一期工程仅用76天建成投产，抛光车间的设备一边装机一边生产，很多工人仅经过两三天的培训即上岗。 2008年8月开始台湾胜华科技旗下子公司联建科技与苏州运恒五金机电经营部要求工人使用一种有毒化学清洁剂擦拭零配件造成中毒事件中，这种挥发速度快于酒精的清洁剂正己烷，可以有效降低次品率，但长期接触却会造成各种神经疾病。 以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为例，富士康等中国代工企业只能得到6.54美元的酬劳。位于供应链顶层的苹果公司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有绝对优势，处于下游的代工企业不敢指望苹果“慷慨解囊”，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代工厂商只能向下层层“盘剥”，不惜一切降低成本，甚至罔顾环境和工人身体健康。正己烷就如此堂而皇之地登场了：它的高挥发性和高良品率比酒精更符合当前的生产需要，低成本的优势也比酒精更符合攫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如此一来，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和职业伤害等原本应由苹果承担的“罪恶”，便通过“外包生产”的形式转嫁到了供应商们身上。 包括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华通电脑（惠州）有限公司、常熟金像电子有限公司等在电子产品制造中，除产生大量含重金属、氰化物的废水，以及VOCs有机废气、锡烟、铅烟外，还产生包括废酸、废碱、废蚀刻液、废电镀液以及含有重金属的污泥等危险废物。多家环保机构在两次调查中发现，多达27家苹果疑似供应商出现过环境问题。然而，苹果公司在2011供应商责任报告中，列出了36个审核发现的核心违反事件，却没有一例环境污染问题。苹果是否发现了这些问题，公众无从得知；苹果是否推动供应商解决了这些问题，公众也无从得知。即使面对具体指控，苹果也会以“我们长期的政策就是不披露供应商”为由进行推脱。这也造成了公众无从得知供应商，苹果由此避开了社会对其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