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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 一、关于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是大陆法系证据理论上的一个概念，指证据能否在法庭审判中用于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和关联事实，即在严格证明中用作证据的资格; 在我国，由于刑事诉讼没有采用“审判中心主义”，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可以收集、使用“证据”，证据实际上并不限于能够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资格，而含盖了整个诉讼过程中能否用来证明案件事实和关联事实的资格。在刑诉法修正案中，与此相关的部分，增设了三个方面的规定: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这一新增规定确认了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到的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资格，有利于统一行政机关与公安司法机关在证据收集、使用方面的不同认识，克服刑事诉讼过程中“重新”收集有关实物证据的困难，从而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建立更加顺畅的衔接关系，提高刑事诉讼活动的效率. 但是，从法治的角度进行观察，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侦查权由专门机关行使的要求，有可能导致作为启动强制侦查权前提的立案程序的弱化乃至虚置。 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新法第152 条明确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刑诉法修正案在总结上述规定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专节，将“技术侦查措施”合法化，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类型、适用条件、审批程序等，并且明确确认了技术侦查措施收集材料的证据资格。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进步，有利于依法侦查和惩处特定类型的严重刑事犯罪。 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上看，新法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实行了区别对待的原则: 对非法言词证据采取“强制排除”规则，而对非法物证、书证则采取了“裁量排除”规则［1］，二者分别适用不同的排除条件 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责任主体，新法第54 条第2 款规定: “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新法规定了审判人员依职权和应利害关系人申请两种启动程序以及随后的调查程序。根据新法第56 条，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被置于“法庭审理过程中”解决，其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时，“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申请法院排除非法证据，但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二、关于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 修正案吸收2010 年“两高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 的精神，增加了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细化了证明标准。 ( 一) 举证责任 新增补的第49 条规定: “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一规定反映了刑事诉讼规律和法治国家的通例，也契合我国刑事政策的精神和司法实际情况.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而依法享有辩护权利; 公安司法机关既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实自己有罪，也不能强迫其证实自己无罪; 辩护人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材料和意见，也不意味着他有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责任，而是行使辩护权利。 (二)证明标准 新法第53 条增补了第2 款，明确规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 一)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 二)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 三)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定案证据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条件，才能实现质与量的统一，达到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证明标准 三、关于专家辅助人 。新法第192 条第2 款规定: “公诉人、当事人 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本款规定中“有专门知识的人”既非鉴定人也不是专家证人，因为他不需要具备鉴定人的资格，也不是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提供独立的证词，而仅仅是协助控方或者辩方对于鉴定意见发表质证意见，但是其意见如果得到采纳，则可能导致被质证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十三、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