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智·人的理念—试论王国维与晚清兴学育才的思想契机—.PDFVIP

學·智·人的理念 —試論王國維與晚清興學育才的思想契機— 錢　　　　　鷗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有不少人因爲王國維提倡藝術、美、學術的獨立價 值，認爲他持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觀，忽視了現實與社會的維度（1）。 的確，當甲午戰後中國的改革論呈現眾聲喧嘩之時，王國維（1877-1927）作 爲一名幾番科試落第的江南無名青年，暫時還沒有機會加入維新名士們的論戰 行列，也沒有成爲任何改革派官僚大臣的幕僚親信。但是，青年王國維十分關 心局勢，渴求變法，他從事西學的過程，與甲午戰後的歷史時代和維新變法運 動的感召是分不開的（2）。比如，他在戊戌前後給友人的書信中無不痛心地談 到中國的現狀是“如圈牢羊豕，任其隨時宰割而已”（3），又說：“常謂此刻欲 望在上者變法，萬萬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做去，做得到一分就算一份”（4）。 當時，由康有爲（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爲首發起的維新變法運動， 正以上海為中心，向南方各大城市乃至全國逐漸擴展。對中國必須變法維新這 一歷史趨勢，王國維無疑站在維新派一邊。在百日維新受到慈禧政權的鎮壓后， 針對詆毀維新派的世論，他憤憤寫道：“今日出，聞吾邑士人論時事者蔽罪亡 人不遺餘力，實堪氣殺。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並仇視醫者，欲不死得乎？” （5）。可見，儘管王國維的治學路徑、思維方式以及思想觀念，都與同時代的 主流思想和學派有所不同，但他仍然與那一時代的許多學子一樣，都經歷了變 革時期“志學”與“經世”的雙重苦惱，這種苦惱深刻地表現在他三十五嵗前 的大部分著作中。一九〇三年，一直沉默關注中國思想啓蒙和變革實踐的王國 維，終于提起了他那枝鋒利的筆。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期間，王國維所 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大概可以分爲三類：一是關於一般文化批評的（涉及教育、 心理、學術思想）。二是關於純粹學理研究的（涉及哲學及中國學術史研究）； 三是關於藝術和文學批評的（涉及美與人的精神問題）。每類文章都貫穿着一 12-1 85 1092009. © 86 錢　　　　　鷗 種至今引人深思的強烈批判意識，並且，這些批判的鋒芒往往觸及中國文化和 知識傳統的根底部分。 1 開民智之“智”與教育之宗旨 興學育才的問題，早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就被陸續提起。李善蘭（1810- 1882）說：“囯無不學之人，則賢才不勝用。囯之盛衰係乎人，德國學校之盛 如此，將見人才輩出，其囯必日盛一日”（6）。其實，早在甲午戰前，鄭觀應 （1842-1922）就在他的《盛世危言》中談到了興學之重要，他說：“學校者， 造就人材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7），以及 “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 勢所由強，故泰西之強強于學，非強于人也”（8）。甲午戰後，洋務派們所着 眼于軍事·工業技術的現代化思路已不能滿足時代的需求，中國富強的實現不 僅需要機械技術，而且必須對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制度進行全面改革的 思想漸獲人心。康有爲在他著名的〈公車上書〉（1895）中說““夫才智之民多 則囯強，才智之士少則囯弱”（9），梁啟超也在《變法通議》（1896）中將教育 視爲變法之本（10），並進而論道：“世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 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11）”。作爲政治運動的百 日維新雖然只是曇花一現，但興學育人的觀念受到朝野上下的歡迎。一九〇一 年，清政府下詔“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12），下令制定學校法規、章程， 向各國派遣教育考察團，邁出了走向新教育之路的第一步。 儘管支撑現代公教育的學校制度已在世界許多地區普及，但我們還是不難 發現，除了各地區在社會、經濟、政治發展上存在不同特性外，支持現代教育 根柢的“學”的淵源和“人”的觀念也經歷了不同的演變歷史。應該說，西方 現代教育制度的確立及由此產生的長遠效果，有賴於歐洲數世紀的思想和學術 積累。培根（Francis Bacon，1516-1626）重視從經驗和觀察中獲取自然的實 在法則，堅守“歸納法”，他那著名的四類假象學説，吹響了理性對知進行自 我祛魅的響亮號角。笛卡爾（René Descartes,1596-1650）在綜合幾何學和代 數學基礎上所謀求的自然學的體系化，主張與培根相反的“演繹法”。但他以 還原主義式數學思考為規範所預設的四項規則（明證、分析、綜合、枚舉），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