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docVIP

《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的奥秘 ? 1962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全国公映，吴琼花、洪常青的形象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1964年，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我国第一部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登上了舞台，将芭蕾的精华与电影艺术融为一体，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堪称世界芭蕾舞坛上的一朵“奇葩”。当年的主创人员深情回忆，为我们揭述一段美丽往事。 　　李承祥：尊重电影原作，用芭蕾艺术体现娘子军精髓 　　近半个世纪以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电影原作。李承祥对此颇有感受：“编剧梁信的剧本、已故电影导演谢晋的导演艺术、作曲家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以及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表演艺术家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为芭蕾舞剧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创作依据。” 　　当然，芭蕾舞剧与电影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截然不同的艺术规律。李承祥说：“从银幕形象如何过渡到芭蕾舞形象，怎样将影片中的人物很好的用芭蕾艺术塑造出来，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主要从两方面加以审视：1)要体现原作的精髓，包括思想主题、时代特征、风格样式、人物形象等;2)要充分发挥芭蕾艺术的表现特征，充分展现芭蕾艺术独特的魅力，使观众在形象转换的观赏中获得有别于银幕的美感享受。另外，电影原作中浓厚的地方特色也要在芭蕾舞剧中充分展现出来，布景、服饰、音乐、舞蹈、表演等诸多方面都要当做主要的艺术追求。身着短裤军装的娘子军战士形象，来自真实的生活，更是世界芭蕾舞台上从未出现的女性形象。革命传奇色彩的正剧是电影原作的样式，芭蕾舞剧则要更加强调浪漫主义的激情。根据舞剧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艺术特点以及肢体语言的局限性，我们在编排中首先着眼于两方面：1)精简人物。在电影中有名有姓的角色就有13位，这对芭蕾舞剧无疑是太多了，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只保留了6个人：正面人物琼花、洪常青、连长和小庞，反面人物南霸天和老四。2)浓缩情节。电影中有44个不同的场景变化，情节十分曲折，舞蹈不可能去展现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于是将洪常青两次化装进南府改为一次，把琼花路遇红莲一起投奔红区的情节，改为洪常青和小庞侦察救起垂死的琼花，指引她投奔红区。根据芭蕾舞特点，在故事情节上尽可能压缩篇幅，而在抒发人物情感方面，则尽量给予渲染和深化，发挥音乐、舞蹈的优势，最后出现在舞台上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李承祥是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编导之一) 　　白淑湘：艺术创作的根基在于生活 　　白淑湘作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一个“琼花”的饰演者，对此深有体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在当时‘演革命戏，做革命人’的背景下诞生的，它的诞生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一个真实写照，再加上当时周恩来总理也有指示，希望中国的芭蕾舞艺术可以去表现一些中国革命题材和反映我们中国人现实生活的作品。我能出演这部经典的舞剧，作为演员很荣幸。” 　　为了深切了解剧中的人物与背景，使得自己更快的融入剧情中，白淑湘和其他几位创作组的人员一同前往海南，体验生活。对当时的情况，她记忆犹新：“1964年2月，我与编导李承祥、蒋祖慧、王锡贤，作曲家吴祖强，演员刘庆棠、钟润良、王国华、李新盈等，舞美马运洪组成的创作组前往海南，体验生活。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我们坐着一辆硬板吉普车，先到椰林寨，再到海口，红色根据地广场，最后到三亚。五指山下、万泉河边、天涯海角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海南岛。在椰林寨，我们亲眼目睹了南霸天关押穷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在娘子军连，我们采访了当年的老战士和主要负责人，亲耳聆听了她们讲述娘子军连种种感人的战斗故事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我们创作组的每一位成员被中国妇女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所感染，同时这些素材也为我们创作剧本，编排舞蹈动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两个多月的体验生活，我对当时海南妇女有了更深的认识，挑水种地、干重体力活的是妇女，部队中扛机枪、背大锅的也是妇女，正是那种艰苦的环境孕育了海南妇女不畏强暴、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样，一个叛逆、强悍的中国妇女‘琼花’的形象渐渐地在我脑海中浮现。所以说，那次短暂的体验生活，为我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白淑湘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一代演员) 　　薛菁华：从“娘子”到“军”需要多方面磨练 　　1971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隆重上映。薛菁华“倒踢紫金冠”、“常青指路”、“手捧红旗”的经典造型，让她成为红透国内外的“芭蕾舞明星”。 　　在影片拍摄前，薛菁华已有过在舞台上出演《红色娘子军》的经历，对于要将舞台艺术用电影艺术呈现出来，她回忆道：“电影和舞台表演不一样，电影的拍摄更加繁复琐碎;而当时正值‘文革’，作为电影的《红色娘子军》便承担了更多艺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