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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作家用外语言书写作品的归类问题 　　一 　　论及用外语创作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是许多人最先可能想到的名字。事实上，中国现当代具备外语写作才华的文人并非绝无仅有。德国学者顾彬在强调语言重要性时就提到:“民国时期(1912—1949)的作家是多语作家。他们通常不只掌握多种语言，也以各外来语文书写文学艺术品。林语堂(1895—1976)和张爱玲(1921—1995)写英文小说，而戴望舒(1905—1950)以法文、郭沫若(1892—1978)以德文写诗。今天大多数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的中国学者没能通过原文阅读这些作品，这是那些属于世界文学，也创造世界文学的作家们的灾难。这不只荒唐，海峡两岸林语堂或张爱玲的所谓全集并没有包括他们的英文作品，而只有别人所翻译的蹩脚中文译本，中国学界这情况，也是荒凉的。”就这段话而言，顾彬至少陈述了两个事实，这同时也是他所表达的两点意见:1.民国时期用外语创作的作家不在少数;2.中国学界未能对那些用外语书写的作品予以足够的重视。顾彬对林语堂等人外语写作及其意义的正视，至少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局外人的客观，和作为一个跨语际学者的敏感。顾彬的意图原本不在要纠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某个疏漏，但他的这番话确实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为中国学界如何为那些现代多语作家定位、如何为那些外语作品归类带来启发。 　　顾彬确实为林语堂和张爱玲的英文小说不入中国学者的法眼感到有些遗憾，但这种感慨主要源于他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对中国的研究者具备更高素养的期许，其实，单就这类文本而言，顾彬并不以为它们就应该归属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在讨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日语写作时，他这样认为:“台湾文学史间或提到的作品，至多就是以台湾的风土人情为主题而已，却穿着纯粹的日语的外衣。它们应当算作日本文学史，而不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这么看来，1949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作家吴浊流(1900－1976)就不能归入中国文学史。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以日文写就，然后转经中文译本———而且不一定是作家本人翻译的———得以为文学研究界所接受。”在顾彬眼里，吴浊流这样的台湾作家虽然写的是台湾题材，但因为用日语写作，所以就算不上中国作家，他用日语写的作品也不能划入中国文学。既然吴浊流如此，那么林语堂和张爱玲想必也会被同样看待，按照顾彬的标准，他们就得归入美国作家行列，他们的英语作品也当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 　　对林语堂和张爱玲英语写作的归属，顾彬的看法与中国学界的惯常裁定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就日据时期的台湾日语文学这一块来说，顾彬的判断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写作者必须遵循的准则却构成了抵牾，当下的中国学者是不太可能把吴浊流等作家排除出中国文学以外的。但是，除了台湾文学这个特例外，顾彬援用以语言作为划定国别文学界限的标准，和主流观念其实不无相通之处。 　　在一般研究者心里，划分中国文学边界的尺度并不模糊。中国文学，就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除了大陆的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外，海外华文文学也通常被列入中国文学的叙述范畴，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些作品是用汉语书写的。有学者指出:“判断一种文学的特质”，“还是首先应该从它使用的语种出发。所以，在我看来，海外的华语作家其实仍旧是特定意义的中国作家，因为他们的创作完全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还有的学者更为直截了当:“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作品属于中国文学，不关作者的国籍。文字是文学的本质，因此一直是作品属于什么什么文学，不是作家。戴思杰的著作属于法国文学，哈金的著作属于美国文学。” 　　这种语言文字决定论的态度和顾彬在看待台湾日语文学时的立场如出一辙。因为强调语种的定性作用，所以顾彬对哈金的英文小说和戴思杰的法文小说的归属当然也不含糊:它们“虽然以中国为主题，却是美国文学以及或法国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提尔曼·施宾格勒(TilmanSpengle，1947年生)有关中国的小说列入中国文学史，而不是德国文学史了”。总体说来，以华文作为划定中国文学疆域的标准，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因此，虽然林语堂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国外均风头十足，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主要源自《语丝》和《论语》时期他在闲适幽默小品上的建树，与他的英文写作无所关联。迄今为止，除了海外学者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外，要在大陆学者撰写的现代文学史中，找到分析评价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篇幅———无论是1936年前在国内发表的英文小品，还是之后在美国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那是近乎于无专业常识的徒劳。林语堂如此，更遑论出土更迟的张爱玲们的外语作品了。 　　二 　　可是，语言真的是划分文学疆域的唯一标尺吗，用汉语书写真的是区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唯一标志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顾彬把吴浊流的日语小说剔除出台湾文学/中国文学之外，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毕竟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