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doc

西欧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参事 徐嵩龄 一、中国与西欧在文化遗产管理制度改革背景 和需求方面的相似性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于中国，除具有一般的认识论价值外，还应有启示和借鉴意义。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在文化遗产资源特点、传统的遗产管理体制以及现正面临的管理问题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 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中国和西欧均为文化遗产——尤其是历史古迹和遗址——极度为丰富的地区。 在传统的遗产管理制度方面，中国和西欧国家应当说基本相似。他们的文化遗产主要属公有，这一点在中国更为突出。他们传统的遗产管理体制均是“行政型”的，即：文化遗产的管理费用主要由国家承担；文化遗产管理单位大多是政府的遗产主管部门的一部分或它的延伸。他们传统的遗产管理使命基本上等同于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享用是公益性的。他们对遗产管理绩效的评估均是以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专家意见为准绳。 在现时面临的遗产管理问题与需求方面，中国和西欧国家之间应当说也是基本相似的。这表现为：第一，传统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并已无法单纯依赖政府（即公共财政）解决这一问题；第二，传统的遗产管理体制是不考虑和追求遗产管理效率的，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制度的低效率正成为遗产管理的致命伤；第三，在传统的遗产管理体制中，遗产的公众享用（即遗产服务）的重要性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洞察这种享用所蕴藏的文化意义、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乃至经济意义，未能从管理制度上加以保障，因而遗产单位普遍面临如何适应日益增长的对文化遗产的社会性消费需求的问题。这一切意味着，文化遗产机构需要一种有充分经费保障的、有较高效率的、能适应当代公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的遗产管理制度。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欧应当是一致的。 中国与西欧在文化遗产管理方面的上述相似性，意味着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对于中国具有一定的先导性试验的意义。 二、中国遗产管理的特殊性 然而，中国与西欧在文化遗产管理方面仍存在着诸多不同，同样值得关注。这些不同之处应使我国在研究与学习西欧国家改革模式时，保持冷静的、谨慎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中国与西欧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经济和社会的制度背景方面；二是遗产管理制度本身。 就经济和社会制度背景而言： ——西欧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中国传统上是计划经济，现正向着市场经济转型。在中国，政府的支配意识与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意识，远比西欧为强。 ——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改革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制度之上，其中包括“非营利制度”。而中国的遗产制度改革是在整个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即制度转型期）中进行的，从而深受这一转型过程中的不成熟性和过渡性质的影响。另外，在非营利制度方面，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只有“事业单位”，没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非营利机制。即使在制度转型的今天，非营利体制仍只处于萌芽状态，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相应的发展。 ——西欧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文化遗产的财政支持远不如西欧，但对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有着更大的期待。这使遗产保护与遗产利用问题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于中国贫困地区，这种经济期待是应当合理地设法满足的。 ——西欧社会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认知和遗产意识。在中国，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政府部门，甚至是遗产管理者自身，较为缺乏遗产意识，尤其是现代遗产意识。其中，政府部门与遗产管理者的遗产意识的缺乏，是更为关键的因素。 就遗产管理制度本身而言： ——遗产产权。在西欧，文化遗产的产权关系，大体是清晰的、稳定的。然而在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过去被视为公有的遗产产权，其中主要是依附于土地资源的遗产产权（如与土地承包制相关联的遗产的产权）以及与政治制度相关联的遗产的产权（如一度被国有化或公共化的私性遗产），会发生变化，会增加这些遗产中的个人、家族、社区等非公共成分或色彩。由于中国整个体制改革尚未定型，因此这些遗产的产权形态还不能最终确定。 ——改革的驱动因素。西欧国家遗产管理制度的改革诉求，来自遗产界内部，由政府主管部门和遗产单位共同推动的。在中国，现时的改革主要由非遗产主管部门（旅游部门）推动，由地方政府推动，由低层的遗产单位推动。 ——改革动机。在西欧，改革主要是为着文化遗产事业的自身发展。但在中国，现时的改革主要为各种经济动机所左右。 ——改革的风险性。在西欧，人们对改革的主要担心是，遗产服务收费制的引入可能会导致遗产的公益性受损。但在中国，现在的最大风险是，遗产服务的商业经营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破坏。 ——改革产生的经营收益分配。在西欧，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非营利制度较为成熟，且遗产产权清晰，因此，在遗产服务的收益分配问题上，基本不存在理论障碍与不可克服的实践障碍。但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