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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见义勇为的行政法规制 濮阳县法院：马雷敏 一、问题的提出 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的义举，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见义勇为，维护正义，在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显得尤为重要。然而 , 由于在见义勇为人员权益补救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在实践中，不断出现见义勇为人员权益受损后生活窘迫等问题，致使“我救他人，无人救我”的现象频繁发生。 如：2005年3月10日，救了19名落水者的重庆开县好汉金有树，因救人时感染重病，无钱医治去世。见义勇为者因伤失去劳动能力后，生活得不到保障，则出现陷入到以乞讨为生的困境。2004年2月15日，在吉林中百商厦大火中救出11人的胡茂东，因火场毒气烟雾导致重病缠身，最后露宿街头，女儿跪地乞讨。据调查，2000年6月杭州市公安局和杭州见义勇为基金会作出的编号为杭公政【2000】60号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数的杭州见义勇为勇士在生活的贫困线上挣扎。从1992年到2000年，在14位壮烈牺牲的“见义勇为勇士”的家庭有13户家境贫寒；在47位负伤的“勇士”中有14位遭遇不同生活困难——医药费无着落、下岗、因伤致残而生活无保障等。据了解，这些见义勇为的烈士家庭长期不能脱贫，而且每年数量都在增加，2000年比上年增加了11户。对他们做出的牺牲 , 对他们的合法 权益 , 完全应该而且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给以褒奖, 只有这样 , 才能维护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这也是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 二、当前行政法中关于见义勇为的相关制度 虽然见义勇为在我国是一个从古至今就有的概念，其相关问题也已经引起了 广泛地关注,但是由于见义勇为尚未从一个道德概念上升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在实践中也还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立法，关于见义勇为的相关制度也是比较少的，包含以下两部分。 （一）、有关见义勇为的地方立法 目前全国有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都制定了有关保障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些地方性立法的内容因本地实际情况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但对于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立法,在实践中还是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如同一个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在不同的省份可能会得到不一样的认定结果。哪些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其应当由哪一级、哪一个部门给予什么表彰,目前没有统一规范,仅由各地方、各部门自定标准,自主决定,以致于有的见义勇为行为得到了应有的表彰和奖励,有的则无声无息地被埋没。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地方性立法的局限性就是只能保护本地的见义勇为者(指本地市民在本地实施,还不包括本地市民在外地见义勇为和外地市民在本地见义勇为),虽然各地立法中也保护后两者,但保护的力度太小。”但是，不管怎样，见义勇为的地方性立法是属于行政法性质的，所以这也体现出我国行政法在保护见义勇为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行政法上的其他规定 根据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3条第5项之规定：“因见义勇为保卫或抢救人民生命、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的,可批准为革命烈士”；第5条规定：“本条例第三条规定以外的牺牲人员,如果事迹特别突出,足以为后人楷模的,也可批准为革命烈士”。一旦被批准为革命烈士,其家属可得到相应的抚恤。这适用于全国革命烈士。根据《行政法复议法》的规定，因见义勇为而生活困难的行为人可以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金。 三、对见义勇为的行政法规定的构想 （一）、对见义勇为的确认制度 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是对其进行保护与奖励的第一步，只有规定了完善的确认制度，才能进一步地适用本法的其他保障制度。 第一，对行为的界定。对行为的界定是指规定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确认为见义勇为，什么样的行为可以受法律的集中调整，该内容直接决定了立法调整地广度与深度。对此，大多数的地方立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只有少数没有专门的规定，如北京、四川，只是在总则部分规定了见义勇为的概念，分则就没有细化的具体性规定。 从界定的范围看，对行为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与犯罪分子的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合法利益。其中有的还包括协助公安机关检举、抓捕犯罪分子，如海南、贵州。二是与自然灾害作斗争，表现为抢险救灾，保护合法利益。除了少数地方如北京、四川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以外，大多数的地方都进行了三是其他方面的规定，对于法条没有列举但是也符合见义勇为概念的行为给予确认，如海南、贵州、南宁。 第二，确认的主管部门 综观我国现有地方性立法大都规定了确认机关 , 但并不统一。有的规定为民政部门、 有的规定为公安机关、 有的规定为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提民政府作同级见义勇为基金管理机构组织评定确认、有的规定为公安机关或民政部门确认 有的规定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