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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前沿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 检视大学评估的风险 张艳敏 现在，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有一种新的话语，即在说明高等教育的问题时经常使用 危机、损失、破坏、污染、衰退等词语。学术界也像其他公共服务一样，成了一个充 满社会焦虑和恐惧的地方。高等教育机构不再包含安全性了。信任的建立与标准、资 格（能力）、连续性和可靠性联系在一起。专业环境在今天是以低信任度高风险性为 特点的。风险社会导致对专业行为信任度下降。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可以表达为：“我 害怕！”它是消极的和防御性的。基本上，人们不再关心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 心如何预防更坏的东西。这对政治的影响是政治家通过在公共领域里提高量化指标来 展示他们的有效性。[1] 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在进行质量保证活动，我国也在加强对 高等院校办学质量的评估，确定每五年一次对我国本科教学水平进行评估。评估文化 已经渗透到学校的各个角落，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着评估的指标进行。但是目前高 校的评估工作除了给人精神安慰外，是否对大学办学质量进行了全面和真正的评价， 它是否也为高校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本文试图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此问题 进行评析和解答。 一、泰勒主义的大学评估模式不能反映教育质量的全貌 现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活动和大学评估活动总体来讲都是注重定量评价。这种注 重单一的定量的评估形式本质就是泰勒主义管理思想的回归。甚至有学者认为伴随着 新的管理主义的出台，脑力劳动已经“泰勒化”了。[2] 泰勒主义以前作为“科学”的方 法曾经被用来管理手工劳动，现在正被用于脑力劳动领域。这种观念源自上世纪早期 弗雷德里克·泰勒所支持的机械化产业作为实践，以工时与动作研究来衡量生产力。[3] 泰勒主义确保减少工人在劳动过程中自主性，使他们处于长期监控中，以完成生产份 额。[4] 评估运动也要求每一个学术活动分解成更简单、更易管理的各个部分。随着复 杂的程序被转化成凭借经验就可了解的指标、措施、权限和产量，从而形成了各个部 分程序。一个统一体缩减为无数的部分，重新建构代表一个纯粹的整体。这种评估运 动的原子化观点反映了抽象的经验主义传统。也就是说，它表明稳定的组织结构和实 践可以设计、维持和再造。[5] 许多组织生活的分析家和教育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人们对组织的比喻主要是牛 30 顿/机械主义的。20世纪早期的泰勒“科学管理”的思想主要是建立在逻辑实证主义 的科学管理方法上。机械似的组织在任务确定、环境稳定的条件下应用是合理的。[6] 泰勒主义的管理思想和评价模式在机械的组织和确定的稳定的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是 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大学面临的环境正在变得更加动态和不确定。 后现代主义认为封闭系统只是宇宙的很小的一部分，而“现实世界的绝大部分是充满 变化，无序和过程的沸腾世界，是开放系统”。系统是自组织的，在湍流、耗散甚至 混沌的环境之中具有转变的能力。因此，后现代主义强调转变、多重解释性、可供选 择的模式化。[7]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所以许多人开始用 “混沌”等比喻来描述组织，如《领导和新科学》一书的作者惠特利。 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分形（fractals ）的世界，分形是通过重复模式 生成的，而且可以细化到无穷小的尺度。[8] 最早是美国数学家曼德尔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 ）提出来的。分形是无处不在的，从自然界中的云、河流、山峦、植物、 部落的村庄，到我们的大脑、肺脏和循环系统等——都是分形。通过图形复制而建立 的有序世界用传统办法是解释不通的。分形的这种无穷无尽特性，让人们无法进行精 确测量。[9] 曼德尔布洛特向同事和学生们提出了一个简单而有趣的问题：“英国的海 岸线有多长？”他的同事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答案。只要我们不断扩 大，就会存在越来越多的细节需要测量。在整个海岸线上，即便我们只想测量露出地 面岩层的岩石，也需要在更小的尺度上进行无穷无尽的测量。[10] 由于我们无法用熟悉 的工具对分形进行准确的度量，因此必须寻找新的方法对它们进行观察和测量。在分 形中，重要的是特征而不是数量。在分形的世界里，如果我们忽略特征因素而只关注 定量测量，最终只能遭受失败。我们得到的不是准确的测量结果，对定量化的渴求让 我们陷入了无情无尽的深渊。信息不断产生，尽管我们收集了越来越多的信息，可对 事物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越发不解。当我们对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进行研究，或者， 当我们试图通过毫无关联的数据去认识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