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治理基于战略环境的解释.docVIP

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治理：基于战略环境的解释 贺 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我国民营企业具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家族化治理倾向？我们认为，家族化治理作为一种治理安排的有效性在于，给定企业家能力和外生环境特征的条件下，它与我国民营企业的战略导向和行为特征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本文基于战略环境、特别是产业组织视角的研究，对国内既有的以代理成本理论为指导的“信任观”和“不完全经理市场”的解释形成了修正和补充。 关键词：民营企业 产品市场竞争 管理复杂程度 家族化治理 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中于企业家或企业家家族的家族化治理是中国民营企业治理安排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全国工商联研究室共同组织对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50个市、县、区的1947家中小私营企业进行的抽样调查有近80％是家族式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所有权与管理权紧密结合，决策权和管理权高度集中在企业主手中，26%的企业主就是经理17%的企业由业主的亲友担当经理5%由同乡担当经理内部普遍实行家族制管理，已婚企业主的配偶50.5％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已成年子女20.3％在本企业做管理工作。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的隐私经营给企业从外部引入经理人带来风险，因为经理人可以将企业隐私作为人质这决定了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成本的剩余损失是高度不确定和风险较大的同时，经理人的非职业性，或在自己创业与作为经理人之间转移的成本很低，导致经理人市场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家族化治理是企业规避代理人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美国的产业财产被抛进一个集体漏斗，个人所有者由于许多巨大的产业寡头集团的产生而逐渐消失在这个漏斗中是由两权分离的收益和两权分离导致的代理成本共同决定的。Becker和Murphy的工作为我们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化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即在研究中国民营企业的治理安排问题时，除了要考虑代理成本问题以外，还要分析民营企业家选择一种治理安排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什么？或者说，两权分离给民营企业家带来的收益水平如何？以及影响这种收益水平的因素是什么？ 与Berle和Means从“经济力量”的角度分析两权分离的收益问题不同，我们认为，中国特殊的产业组织环境和企业战略行为是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程度的主要外生因素。我们的研究思路来源于我们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观察，即中国民营企业不断扩大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展的市场覆盖范围和不断提升的竞争能力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的。而这种有效性的来源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治理安排在给定企业家能力和其它外部政策、经济环境的条件下，与民营企业的战略导向和行为特征具有很好的适应性。按照Chandler“结构追随战略”的逻辑，企业和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的根本合理性在于它能够在企业之间的竞争过程中创造利润，或者说企业的治理安排必须与企业的竞争战略满足“适配（fitness）”的条件，按照Hart“市场竞争机制将淘汰低效治理机制”的观点（Hart，1983），“次优”的治理结构安排不应该是长期的市场选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如果简单地按照西方企业制度演进的历史特征，传统的家族治理逐渐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替代，那么传统的家族治理就应该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这种“次优”的治理安排之所以在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甚至西方今天的很多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必定是因为这种制度安排满足对外生因素适应性的条件，或者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阐释，企业家的这种制度选择必定满足企业家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代理成本逻辑仅仅给出了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倾向现象在只有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两个参与者的博弈中的均衡解，但并没有给出这种治理模式作为多个企业参与的竞争博弈的均衡策略的合理解释。无论是由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代理成本太高，还是家族关系合约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代理成本都仅仅是两权合一的家族化治理的必要条件，民营企业的普遍的家族化治理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这种组织形式在市场竞争中的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的来源则是家族化治理对民营企业外部环境（特别是那些企业家不可控制的外生环境因素）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民营企业的战略行为的最优反映。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不仅不同于既有的代理成本视角的研究，也从根本上不同于国内既有的从外部环境对中国民营企业治理问题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如张军等学者意识到了外部环境对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张军等，2006），他们认为“要想改变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式组织形式和控制形式，必须首先改变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只要外部市场的环境有了进一步完善、竞争性的程度进一步加强，……，那么中国民营企业家族化倾向必定会有所改变的突破。”我们认为，他们从产业环境角度理解民营企业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