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大山”阻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docVIP

“三座大山”阻碍 “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中国政府擎起“自主创新”大旗之际，必须清醒认识到眼前还有不少拦路虎：科研造假、埴鸭式教育、尚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国创造”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现代中国的特征之一，就是产生令世界各国政府和公司董事会畏惧的数据。 各公司都在不停地谈论“中国价格”——中国制造商是如何把从袜子到半导体的各种商品成本压低的。在其他时候，它们谈论的是中国手机用户数量（4.4亿）或中国消费的水泥在全球总量中所占的比例（40%）。现在，谈论主题正在转向。中国花了20年时间，打入一个接一个的制造业领域，在接下来的20年，它希望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给出了一系列的统计数字，来表明自己的决心。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在研发支出方面，中国去年取代日本，位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增长了1倍以上。在专利申请量方面，中国也刚刚取代德国，位居全球排行榜的第五位。在以往，日本和韩国曾在大学教育上大举投资，以实现其经济现代化，如今中国也迎头赶上。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学生数量增长了逾3倍，达到1600万人。美国每年培养13.7万名学士以上学位的工程师，在中国，这一数字为35.2万。 现在，不但在美国的外国博士留学生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人，而且，越来越多的在美留学生选择回国效力：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目前累计有17万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已经回国，仅2006年回国的就有3万人。 目睹了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等知识型经济体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当前大力宣扬“自主创新”的新思路，并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学术造假影响创新 上述种种，似乎是中国经济战车一往无前的又一表现。但在企业层面，中国的创新仍然较弱。政府制定自上而下的创新计划是一回事，而将其转化为现实，则是一项艰巨得多的工作。 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券商法国里昂证券(CLSA)近期的一份报告坚称，中国还缺乏鼓励创新的法律和经济环境。 中国经济的数字与规模，将确保一些研究型公司获得成功。但中国的创新究竟是如同涓涓细流，还是像潮水般汹涌，将取决于中国在克服这些障碍方面做得如何。 问题首先出现在学术研究方面。中国在实验室方面支出大笔资金，但在研究结果上，却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海交通大学近来爆出的一桩丑闻，使许多潜在的担忧浮出水面。这所大学某学院的院长陈进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先进的微芯片，每秒钟可以处理2亿个指令。而实际上，一项调查披露他只是刮掉摩托罗拉某款产品上的名称，将其据为己有。 这桩丑闻的破坏力并不像牵涉到韩国科学家黄禹锡的那宗丑闻那么大。黄禹锡曾声称，他已从人类胚胎中克隆出全球首例干细胞。这最终被证明为欺诈。然而，这确实暴露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即一些地方政府急于炫耀研究成果。与黄禹锡一样，陈进也得到了大量政府资助。 甚至在上海交大爆出丑闻之前，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剽窃、研究造假的指控。中国某杂志的一篇文章揭露了一些学者和学生的造假活动，他们伪造了一些著名期刊，然后将文章发表在上面，这样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的文章在专业刊物上得以发表。 数据显示，学术质量可能正因此受到影响。2004年，在已发表科学论文数量的排名中，中国位列第九，一些中国科学家也成为《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等国际杂志的封面人物。然而，在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的数量方面，中国仅位居第124位，这反映出中国大量科技产出的影响相当有限。 教育体系有待改革 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若想提高创新能力，需要改革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机构，还包括教育体系。大学教师们表示，大学过多地关注理论和机械式的学习，在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方面关注不够。班级的人数也过多：一些博导需要指导50多名学生。 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估计，在中国大学的工程类毕业生中，只有10%具备在跨国公司工作所需的实用技能和语言技能。该咨询公司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人才短缺的局面。中国人甚至这样称呼此类学生——“填鸭式”，他们擅长记忆事实和通过考试，但非常缺乏主动精神。 在儒家传统的熏陶下，中国对教育非常重视，但也极度尊重权威。雇主们经常抱怨称，尽管他们雇用的大学毕业生似乎在理论上很出色，但很难让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日本、韩国都曾面临这种局面：必须克服年轻大学毕业生沉默寡言的毛病。 中国政府正努力解决某些问题。中国在课程设置上做了一些变动，强调交流和团队合作，同时建立了一批一流大学作为核心，它们将得到额外的资源。不过，即使顶尖大学的预算也十分紧张。 私营企业仍需更多支持 然而，阻碍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可能不在实验室或教室，而是看股市的命运。过去二十年来，小型私营企业一直是创新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