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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大国自信 过去半年，一个最耀眼的新提法是“三个自信”。说的是制度、理论和道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有很多，这些提法究竟表明是“已自信”的完成式，还是未完成的期待，其实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是一种期待，是宣示，是自己给自己鼓劲，是因为已经有许多人不自信了。这是当代中国政治话语比较复杂的问题，外国人一般看不懂。 实事求是说，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背景，并不是哪几个人头脑发热起哄煽动起来的。从历史向度看，假如中国在经过辛亥革命剧痛后构建民主共和共识、制度，此后但凡遇到问题和困难，能够用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那么，二次革命不会发生，洪宪帝制不会发生，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不会发生，民主共和现代国家制度一定会在那个时候扎根于中国。 然而，这些假设都没有成为现实。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很长时间不是显得比帝制时代更好，而是显得比帝制时代更坏，政治上的独裁和个人独断专行，在袁世凯时代似乎较帝制晚期还要过分。帝制晚期通过宪政改革已经大致区分了中央与各省之间的权利边际，皇帝个人不论是慈禧太后，是光绪帝，还是后来的摄政王载沣，其对中央权力的控制比想象得要弱好多。因此，等到袁世凯执意复辟帝制，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年轻一代如陈独秀就不干了，就沉不住气了，他们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探究中国为什么经历了辛亥这样大变动，依然没有走上现代国家道路的深层原因。讨论的结果，在陈独秀看来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因为中国人在伦理上不觉悟，所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刻意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在陈独秀看来，只要有伦理的觉悟，只要有了新文化，中国就能走出困境，步入现代国家道路。 陈独秀一代“新青年”的探索与国际大势不谋而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如列宁所说确实暴露了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和垂死的一面，俄罗斯十月革命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契机顺利实现，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出现，确实是开天辟地大事变，我们不能因为苏联后来的恶政而否定其出现的必然性，以及其早期的创造性。毛泽东稍后说，社会主义新体制将苏联人民沉默已久的精神释放出来了，人民的精神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遏制。应该承认，这是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的情形。 苏联对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吸引力是我们只看到斯大林问题的一代人无法想象的，不仅一代有追求有理想的年轻一代知识人像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追慕苏联；苦闷中的孙中山看到苏联，也恍然看到了新的出路，看到了希望；即便是自由主义胡适，英国哲学家罗素，以及世界上无数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人，无不从苏联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这就是中国在192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 当然，也必须承认，苏联发展到斯大林时期，确实出现许多匪夷所思的怪现象，出现一系列不该出现的罪恶。在苏联影响下，中共也在发展过程中犯过不应该有的错误，甚至罪恶。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中国在1949年之后倒向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力量。 然而，与苏联的友好、结盟，非常短暂。不到十年，中苏交恶。不过，最令人奇怪或称奇的是，中国并没有利用中苏交恶这次机会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没有回头接续中华民国外交政策转身向西，成为美国的盟友。中国既不赞成苏联的修正主义，也不认同美国的帝国主义。中国在两个方面作战，给人的感觉，似乎要在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纯粹的资本主义之间走出“第三条路”。果如此，中国应该能够对人类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不过，几十年走下来，我们发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与苏联交恶，但自己并没有一点离开社会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意思。相反，毛泽东那代人与苏联交恶，是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在赫鲁晓夫等人领导下严重变质，因此中国所要追求的是更加纯正的社会主义。所以，苏联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大跃进，中国有；苏联没有出现过的文革十年，我们有。苏联在斯大林、赫鲁晓夫领导下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基础，而且苏联在最后二十年实实在在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世界”大国、强国，苏联在经济上的不足是在发展过程中过度重视重工业，重视国防和军工，相对忽略了民用，忽略了人民的物质生活。 在反修防修几十年后，中国的国民经济按照官方的说法到毛泽东去世，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打开国门望外看，被二战打成废墟的日本在不知不觉中升格为“第二世界”，原先不被中国人瞧得上的韩国、新加坡，还有，那个一直被毛泽东准备解放的台湾，仿佛都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换了身份，先前被中国人想象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好像家家过得都比中国好。 毛泽东逝世，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痛定思痛，中国人在新一代领导人邓小平指引下，总算找到了一条不错的路。这就是改革开放。 经过三十多年实践，中国人民已经从改革开放中尝到了足够的甜头，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大国形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重大活动不可能再离开中国，中国的声音在影响着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