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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与文明——佛教徒在当代社会的使命——第十五次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基调发言（2012年10月22日日本横滨）学诚一、无明烦恼是人类危机的总根源人类几千年来追求幸福的历程充满了艰辛困苦，而人类的幸福却一再被自身的创造物所破坏。自从进入现代文明以来，人逐渐被异化、物化、工具化、空壳化、符号化、数字化，给人的本来面目蒙上了一层层厚重的尘垢。幸福与否根本上取决于人类自身，而非外物。人类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和不幸全部来自于自身的无明烦恼，在其支配之下的所有行为，都必然是引发未来痛苦的直接原因。现代文明扩充了人的力量，激发了人的才智，却遮蔽了人的心性，毫无对治无明烦恼的良方。“人的解放”最终演变成为“烦恼的解放”，自私自利的欲望极度膨胀，人类在亲手建立现代文明的同时，也亲手埋葬了幸福前景。无明烦恼的根源在于顽固的自我中心意识，最主要的三种表现分别是贪婪、瞋恨与愚痴。1、由贪婪产生的经济危机投机资本脱离了生产行为而唯以高额利润为追逐目标，“不劳而获的财富”被圣雄甘地列为“七宗罪”之一，形象揭露出投机资本的深刻本质。当这种没有真实财富支撑的资本以指数形式无有止境的迅速增殖，越来越多的货币就从实业领域转向投机领域，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因而迫使货币不断增发，不可遏制的推动各类资产泡沫形成，直至最终爆发毁灭性的通货膨胀，这便是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症结。2、由瞋恨产生的安全危机人们往往以为只有掌握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障自身安全。这种依靠武力威慑建立的和平，与其说是安全，不如说是“恐怖”，因为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以别人的恐惧来保证安全，通过恐吓甚至毁灭别人来保全自我”的暴力主义逻辑。今天，这种逻辑更演变出“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不惜同归于尽”的恐怖主义形式，给人类的集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非传统安全形势愈加恶化。3、由愚痴产生的技术危机人类刚刚挣脱了宗教偏执的魔掌，又急忙投入到科技崇拜的怀抱。人们以为拥有科技便拥有了主宰一切的力量，纷纷向其膜拜，但祈求的却不是自身的福祉，而是摧毁同类的可怕武器。人类愈加漠视地球母亲与其他生物的存在，想把自然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似乎只要有了科学技术，一切都将化险为夷、水到渠成。资本、暴力、技术三股势力相互激荡，在内心烦恼的怂恿下，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动荡不安。现代文明发展到今日，宛如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为了获得更多的力量，不惜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就在他陶醉于壮丽的幻想、等待伟大时刻到来的时候，魔鬼却早已为他掘好了坟墓。二、现代文明无法克服烦恼的原因现代文明主要成长于西方文化的土壤。主客二元、理性至上、功利主义既是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也是现代文明无法克服烦恼的文化症结，更是助长贪瞋痴烦恼的深层因素。它们最终导致个人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愈加强化了人类内心的根本我执。1、主客二元——无法认知烦恼对治烦恼，首先要正确认识烦恼。认识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向度，前者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后者则是主体对自身的认知。对内认知要基于主观体验，而主观体验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由此西方文化转而着重发展基于主客二元的对外认知模式，尤其体现在其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 16世纪以来，对人类认知能力的探讨（即认识论）占据了西方哲学的中心，形成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流派。无论是前者强调的感性经验，还是后者看重的理性推理，都是对外认知的方法，不足以体察内心世界。康德虽然以先验哲学对两者作出了融合与超越，但仍然没有跳脱主客二元的窠臼，没有解决对内认知问题。西方的科学传统发展了丰富的观察测量手段，这也反映在探索人类心灵现象的心理学领域。被称作心理学两次重大转折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分别将人的行为表现和大脑活动作为认知对象，但也只停留在外部描述的层次，无法阐明心理活动的实质。 20世纪初，西方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迅速崛起，产生出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诸多流派。尽管它们在人的内心领域上有一些探索，但是将主观体验绝对化、片面化，也没有找到对内认知的有效方法。2、理性至上——难以管束烦恼西方文化的道德观秉承深厚的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理性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天赋，主张运用理性制约乃至消除情感、欲望对人的不良影响。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技能，康德提出“实践理性”，把道德设定为绝对律令。不过，理性虽然能够对情感和欲望做出合理与否的区分，却不能驾驭情感和欲望的生灭。斯宾诺莎说：“人类最无力控制的莫过于他们的舌头，而最不能够做到的，莫过于节制他们的欲望。”［1］休谟说：“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2］表面上被理性压抑的情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人内心中积蓄、恶化，甚至导致心理疾患。当人们被恶念、恶欲控制的时候，理性反倒成为助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