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大语文阅读之漫话诗词：王粲及其《登楼赋》.docVIP

王粲及其《登楼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臬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这是王粲所作《登楼赋》中的第一段。在建安时代林林总总的辞赋中，有三篇赋最为著名。一篇是祢衡的《鹦鹉赋》，一篇是曹植的《洛神赋》，另一篇就是王粲的《登楼赋》。有人甚至认为在建安时代的赋作中，以此赋为第一，如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即在其《楚辞后语》中引用“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话说：“粲诗有古风。《登楼》之作，去楚辞远，又不及汉，然犹过曹植、潘岳、陆机《愁咏》、《闲居》、《怀旧》众作，盖魏之赋极此矣。”姑不论魏赋是否极于此，因题材不同难于比较，但若说古今游览、登临一类辞赋中以此赋为第一，大概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像鹦鹉洲因《鹦鹉赋》而著称一样，王粲作此赋所登之楼也因此以“仲宣楼”而闻名，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中即有“仲宣楼头春色深”之言。然而，这仲宣楼究竟在荆州何处，后人的意见不尽一致。盛宏之《荆州记》、郦道元《水经注》等认为是当阳城楼，《文选》五臣注说是江陵城楼，周绍稷《楚乘》则断之为襄阳城楼，以至于到明人王世贞作《仲宣楼记》时，在江陵、襄阳、当阳三处都有一城楼被命名为“仲宣楼”。从《登楼赋》所描写的地理环境“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北弥陶牧，西接昭丘”来看，王粲所登者当为当阳东南隅的城楼，因为在那儿能望见江陵西的陶朱公冢及当阳东南的楚昭王墓，那两处当即为赋中所谓之“陶牧”、“昭丘”。然而王世贞则认为刘表始终据襄阳未离，仲宣依刘表，为幕下参佐，不应去襄阳而登他郡之城楼，故说仲宣楼宜“在襄阳，去赋事辞稍远，而于理为近”。王世贞的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襄阳滨临襄江、汉水，与赋中述及的漳水、沮水又隔得太远，尽管辞赋允许夸张、想像，也很难解释王粲何必舍近就远，所以一般仍认定真正的仲宣楼应在当阳。 　　《登楼赋》的第一段在描述了作者在登上城楼后所望见的胜景后，笔锋骤然一掉，以“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为转折，转入第二段对思乡怀归的铺叙，那么作者所思念的故乡在哪里呢？按籍贯说，王粲是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然而，他的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在东汉朝都位至三公，父亲王谦亦曾担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可见他的家族世居洛阳已久，他自己也出生在洛阳。他十四岁时，董卓迁献帝于长安，王粲一家也随而从居长安。就是在长安，他受到当时“才学显著”的蔡邕的赏识，称之为“异才”，甚至当众自称“吾不如也”，使王仲宣声誉鹊起，才十七岁就诏除黄门侍郎。因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王粲辞官不就，“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七哀诗》之一），流寓荆州，依附刘表，就是在荆州他作了这篇《登楼赋》。从他的这一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赋中所思念的“吾土”、“旧乡”，可以指洛阳、长安，也可指山阳高平，很难坐实，可以说是相对“荆蛮”而言的“中国”，亦即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因此在《登楼赋》第二段写思乡之情时，也多抽象的叙述，而少具体的描绘：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舃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这一段中，第一层次四句虚写离乡日久，忧思难任；第二层次八句写遥望故乡而不见；第三层次六句则以三则历史典故来说明无论穷达，在怀念故土上人情是相同的。所举的三则典故，也都是离开祖国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怀念：孔子在陈国遇困厄，对门生说：“归欤”，是想回鲁国；楚人钟仪被囚禁在晋国军营，对晋君弹的是楚国的音乐；越人庄舃在楚国享受富贵，病中所吟唱的是越国的歌曲。这里也可看出王粲所怀念的“旧乡”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 　　汉魏时代洛阳城遗址 　　在第二段之末，王粲虽说“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但其实他内心的苦闷与他在荆州的遭遇还是有很大关系的。王粲在荆州待了十六年之久，直到刘表卒，其子刘琮归顺曹操，他才随曹操回到北方。在这十六年中，他始终没有受到刘表的重用。陈寿《三国志》中说他不见重于刘表是因为“貌寝而体弱通侻”，也就是说貌不出众，身体瘦弱而又不修仪表；然而即使从《三国志》所载他对曹操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刘表依仗荆州在地理位置上的优越而不重人才。那番话是曹操入襄阳后，在汉水之滨设酒宴庆功时，王粲借祝酒致辞的机会说的，原话是：“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可见以貌取人仅是刘表不重用王粲的很次要的原因，王粲即使体貌魁伟，恐怕也只能在刘表的小朝廷中居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