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_论文.docxVIP

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前言 下面这篇文字是我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解释性的长文——《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试探》中的第二章，由《二十一世纪》托盛勤、唐古译为中文。《二十一世纪》这一期是关於“轴心突破”的专号，编者因为此章与之有关，特将拙文收入其中，以供读者参考。我愿意趁此机会向编者和译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於这是长文中的一章，开端和结尾都不免有些兀突。现在我要写几句话说明此文的原委。《论天人之际》主要在探讨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大致以“天”代表超越世界，以“人”代表现实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轴心突破”以前已存在，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因“突破”而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文论旨甚为繁复，这里不能详说。此章论“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不过是全文中的一个历史环节，可以单独成立，但其涵义则必须在全文中才能充分显露出来。全文其他部分也有涉及“轴心突破”的，但这里无法包括进去。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轴心突破”的观念是1949年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首先提出的，1953年有英译本问世。1975年美国Daedalus学报春季号有专号讨论这个问题，题为“ Wisdom, Revelation, and Doubt: Perspectives on the First Millennium B. C.”。英语世界对“轴心突破”的观念发生较大的兴趣，这一专号是发生了影响的。 关於古代世界中几个主要文明（或文化）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都经过了一次精神的觉醒或跳跃，学术界早已有此共识，并不是雅斯贝斯个人的新发现。他的真正贡献毋宁是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集中。据我阅览所及，雅氏的新说法基本上是在韦伯（Max Weber）的比较宗教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突破”这一观念也早已涵蕴在韦伯的著述之中。1963年菲施贺夫（Ephraim Fischoff）译韦伯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著作为英文，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引论”（Introduction），对“突破”的观念作了重要的发挥，稍后帕森斯自己写〈知识份子〉（“Intellectual”）一文又继续阐释此义，并提出了“哲学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的概念。所以我注意到古代“突破”问题是从韦伯与帕森斯那里得来的，远在我接触雅斯贝斯之前。如果我们要深入研究古代“突破”的问题，韦伯著作所蕴藏的丰富资料是更值得发掘的。一般社会学家和史学家重视韦伯关於“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而往往忽略他对古代各大宗教起源的讨论，在我看来，这至少是过於偏颇了。这里我要对雅斯贝斯和韦伯的关系。雅氏（1883-1969）虽比韦伯（1864-1920）小十九岁，但在学术上是极为相得的。他们自1909年相识以后，雅氏便进入了韦伯的学术内圈之中。雅氏能在海德堡大学立足（先教心理学，后主讲哲学），最初也是由於韦伯的大力推荐。韦伯不立门户，不要信徒，雅氏也不是他的学生和信徒，但受他的影响则甚大。我们只要一读雅氏在1932年所写的长文“ Max Weber: Politician, Scientist, Philosopher”，即可知其别概。雅氏论“突破”特别重视哲学家作为个人（individuals）的贡献。此意最初即由韦伯论“先知”（prophet）和卡里斯玛（charisma）时所发。举此一例，已可见雅氏所承受於韦伯者是如何深厚了。 我们读韦伯和雅斯贝斯关於古代“精神突破”的讨论，可以获得一个相当确定的印象：即“突破”造成了世界各大文化的长期传统，至今仍在支配著各大文化中人的思想和情感。这里我要介绍一下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1943年作）中所说的话： 人类在进化的途程中蹒禱了多少万年，忽然这对近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留传到后代。在中国，三百篇里最古部分——《周颂》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旧约》里最早的〈希伯来诗篇〉，希腊的《伊利亚特》（lliad）和《奥德赛》（Odyssey）——都约略同时产生。 闻一多在这里所描述的正是雅斯贝斯所谓“轴心突破”的现象，不过从文学方面著眼而已。但此文比雅氏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要早六年。所以我说，关於古代“突破”，学术界早有共识，不可视为雅氏的创见，更不可视为西方学人的独特观察。闻一多在此文中又说，这四大文化互相接触既久，个性必将逐渐消失，最后将无可避免地形成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这个意见其实是受到西方现代性论述的暗示，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足够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