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学第4章当代中国区域经济问题及对策.ppt

第4章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问题及对策 选择的策略是“处理”和“不处理”。可供政府选择的策略是“查处”和“不查处”。于是，企业和政府的报酬函数都有四种可能： （1）若企业选择“不处理”，而政府选择“查处”，则企业的报酬函数为－P， 即企业因破坏环境而被迫支付的赔偿金P，政府的报酬函数为0，这是因为查处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也可以理解为罚金P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终为0。 （2）若企业选择“不处理”，而政府选择“不查处”，则企业 的报酬函数为 V，即企业逃避处理废弃物的额外收益，它通常大于处理废弃物后所获得的利润；政府的报酬函数为－D，是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必须投资的金额D。 （3）若企业选择“处理”，而政府选择“不查处”，则企业的报酬函数为S，是企业处理废弃物后所能获得的利润，S＜V，政府的报酬函数为H，为不查处企业是否处理废弃物而带来的收益，比如政府官员可以得到更多的休息，也可以用更多的 精力和人力物力办其他的事情并从中获益。 （4）若企业选择“处理”，而政府选择“查处”，则企业的报酬函数为 S，政府的报酬函数为0。 以上描述的“企业－政府”博弈模型，也可用双矩阵形式表达如图4所示。 很容易看出，这个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因此只能通过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来确定各自的最佳策略组合。混合策略选择的基本原则是，不让对方从任一策略中得到更多的额外收益。现假定企业选不处理的概率为p，选处理的概率为1－p；假定政府选择不查处的概率为q，选择查处的概率为1 S，0 S，H －P，0 V，－D 企 不处理 业 处 理 不查处 查 处 图4 S＜V －q。则很显然，企业对自己两种策略的选择，应该使得政府从他的两种策略中得到的预期收益相等，即应有： －pD＋(1－p)H=0，即 p = H/(H＋D) 同样，政府对自己两种策略的选择，应该使得企业从他的两种策略中得到的预期收益相等，即应有： qV－(1－q)P = S ，即 q = (S＋P)/(P＋V) 即根据混合策略可知，企业应以 H/(H+D) 的概率选择不处理，以 D/(H+D) 的概率选择处理。 政府以 (S＋P)/(P＋V)的概率来选择不查处，以 (V－S)/(V＋P) 的概率来选择查处。不难看出，政府得到的休息或从其他事业中的获益H越大，企业选择不处理的概率也就越大。当D 增大时，说明环境污染加重，从而政府的期望得益变为更大的负值，迫使政府加大查处力度，进而迫使企业加大处理废弃物的概率。反过来， 如果政府有预见力，能够提前制定检查和处理的力度并设法保持，就能够将企业处理废弃物的概率增大，进而保证了环境的污染程度不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来解决环境问题。 同样，如果政府加大对逃避责任的企业的惩罚力度（P值增大），则企业从处理废弃物中所能够得到的获益S就越大，企业就会对污染物进行自觉处理，因此政府选择不处理的概率就增大。但在长期中，企业加大对污染物的处理，则会使政府放松警惕，降低查处力度。因此，加大处罚力度虽能在短期内抑制污染，但它的负面作用是导致以罚代管的现象出现，甚至使政府公务员们偷懒，滋生腐败。同样道理，企业如果从不处理废弃物中得到的获益V越大，从不处理中得到的获益S越小，企业就越是会选择不处理，因而政府选择查处的概率就增大。 4.3 城市及人口问题 4.3.1 当前我国城市人口问题的严重性 当前人口与资源问题已严重制约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在实现我国城市化战略目标的基本定量标志中，居于首位的是我国人口数量的压力，到二十世纪末，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5.4 亿人口相比，半个世纪来人口增加了7.6亿人，增长了1.4倍，平均每年增长达1.8%。人口密度亦从1949年的每平方公里56人上升到现在的135人。大概每年新增国民总收入中约22.3%的份额为每年新增人口的消费所抵消，即将近每年高达四分之一的新增产值被用来养活新增的人口。同时，人口的素质较低，同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远远地落在他们之后。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2000年美国每万人中达1500人，在加拿大为1198人，在日本为637人，前苏联为450人，中国仅为142人，不到美国的1/10，不到日本的1/4。 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我国的许多城市中，人口 的非农化流动与城市资源供给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一是人口膨胀与土地、水资源之间的矛盾。按照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城市化率为50%左右时，我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