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与辛亥革命.docVIP

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自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世以来，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在近年的学界，成了一种流行论点。美国政治学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关俄国、中国革命的宏观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似乎改革成了旧体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还好，一改，死得更快。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宁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确，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证这个观点，这场革命，的确发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认真的一场改革过程中，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产物。多少年来，对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客气一点的说是操作不当，不客气的干脆等于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掉了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制度的改革，不仅打掉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势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皇帝敕令从1906年开始废科举——注释)，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起来闹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1910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派新军镇压，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1911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都带有武装，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的武装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新政到1911年，满打满算，不足9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的流行。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几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称赞道：“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除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处。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