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关于名教.docVIP

中文摘要 汉末和三国初，儒家经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经学衰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 是儒学地位的下降和它的社会作用的削弱。 到了魏晋，玄学流行。玄学是儒、道思想在魏晋社会的特定条件下融合的产 物。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玄学天人之辨的主题。在调和名教与自然关 系的思维进程中，儒学也逐渐被玄学化。儒道合流在魏初的名理学中己见端倪， 随着何晏、王弼玄学“贵无论”的提出，儒家传统的经训渐被玄学改造，儒学遂 带上了浓厚的玄学色彩。 玄学“任自然”的思想进一步流行后，儒学已受到了来自玄学“异端”的正 面冲击。此后，虽然裴颁曾试图使儒学摆脱玄学化的境况，但未能改变儒学进一 步玄学化的趋势。 西晋时期，向秀、郭象的玄学虽然是以否定“贵无”论的形式出现的，但却 进一步齐一儒道，把儒家的性命原则、理想人格等等都建立在玄学“自然”的基 础上。至此，儒学玄化的进程得以完成。玄学化的儒学成为儒学发展史上一个特 殊的、重要的发展阶段。 论文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 第二部分:儒家经训的玄学改造 第三部分:玄学调和儒道的思想演进 第四部分:结语 关键词:儒学;玄学;名教;自然引言 汉末魏初，两汉经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就其自身的发展而言，经学在神学 外衣的掩盖下，在天人感应的道路上，越来越走向繁琐、迂腐和荒唐，以致穷途 末路。加之东汉末期“党锢之祸”和农民起义的冲击，经学逐渐失去了维系人心 的作用，也失去了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随之而起的频繁战乱，社会动荡，造成 人性的异化，使汉之经学的理论体系彻底崩塌。 由此，士人知识分子都企图建立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希望“既可用来维系人 心，又可给新兴政权以理论规范”I1]。虽然当时经学己经受到冲击，但是儒家思想 在理论重建过程中却未被名士们完全抛弃。这是因为:汉武帝以来的“独尊儒术”， 使儒学正经成为了当时基本教育的中心，孔子成为了当时名士心中理想人格的代 表，被尊为圣人。至于三国、晋初，教育主要在于家庭，礼教仍是家庭教育之本， 故名士们均研习儒经。这样，名士们内心有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思想，不可能将 之轻易放弃。 玄学的兴起，与两汉儒学的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关系，它基本上是由批判儒家 的伦理主义与两汉的神学目的而引发的，而所使用的思想武器就是道家追求个体 自由的精神。其实，汉末批判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已经有这方面的思想倾向。玄 学家们也不能回避已经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的儒学有关问题。在玄学 家们所尊奉的三部经典即所谓“三玄”中，除《老子》、《庄子》外，就有儒学经 典 ‘ 《周易》。再如，以孔子为圣人，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玄学家们也并不否 认这一点。而且，许多玄学家为《论语》作过注，特别是何晏的《论语集解》，更 为后世所推崇。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玄学家们 所争论的比较关键的问题。 玄学起于“清谈”，“清谈”早期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物品评。我们知 道，汉代的察举制度使“名节”问题成为儒者能否进入仕途的关键。但是随着汉 末政治的腐败，这种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沽名钓誉、名不副实的比比皆是。魏武帝曹操已经洞察到其弊端，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214)、 二十二年(217)他所发布的三道求才令(见《三国志·武帝纪)))中，对依靠以 儒家伦理道德为依据的“名节”来选举官员的作法表示了极大的蔑视，提出“唯 才是举”。并非常明白地说，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曹操 的三道求才令中，所提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才能与德性(即“才”、“性”)之间 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无疑是对两汉儒学名教制度的严厉打击。“才性”问题也是玄 学家们早期“清谈”的核心问题，如钟会著有《四本论》，对当时流行的关于“才 性”的同、异、合、离四种不同看法作了评述。而后的“名教”与“自然”的问 题，则意味着对儒学思想的更深层的清算。 玄学的开创性人物当推何晏、王弼。他们活跃于魏齐王时期(240一249)，故他 们所领导的这一时期玄学思潮又称“正始玄学”。何晏、王弼都强调老、庄，提倡 “以无为本”。他们所说的“无”，就是道家的自然之道，以其强调“无名’，、“无 誉”等等对外在的、人为的规范的否定，故用“无”来命名。玄学家们认为自然 就是万物包括人存在的本质，以此来反对儒家的尚名节、重仁义，以为这正是以 “无”为特征的自然本质的丧失。如王弼以“自然”为本，“仁义”为末，提倡“崇 本以息末”，这是明显的对儒学名教的反对。不过，王弼又有“崇本以举末”这一 面的思想，认为只有依于自然之道而行，才可能实现仁义。也就是说，成就仁义 并非用“仁义”所能达到的，这就是用其它手段来实现道德伦理的社会价值。其 实，这正是对儒学名教伦理主义的削弱。孔子当时仍为圣人，老庄并非圣人，老 庄言“无”，孔子不说“无”。王弼这样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