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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之定性研究 ——以《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为例 小组成员：严梦甜、苏阳、阿依、马婷、 梁剑、余增宏、李冉 关于定性研究的定义： 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定性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主要是因为定性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过于复杂，既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研究传统，也没有统一适用的方法工具箱，因此很难对定性研究做操作化定义 定性研究大概概括为运用理解的手段对社会世界所进行的释义性描述或解释，在自然环境中，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性与非参与性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 关于《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研究的背景 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问题，近年来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形成的特殊阶级、性别、城乡、族群等社会结构造就了“打工妹”独特的“主体性”。消费革命的到来和消费社会的形成对于打工妹的身份认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本文立足于中国消费革命的社会现实，将主体性社会建构的空间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洞悉中国消费革命中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分析“新生代打工妹”的独特消费模式，着重探讨“新生代打工妹”的社会身份是如何在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合力下，在生产领域被建构成为廉价、卑微、次等的“生产主体”，又是怎样在消费领域进行再造，渴望成为更自由、平等、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主体”,以及生产与消费主体是如何相互建构的 关于《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研究的背景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消费革命”在当代中国社会，当消费社会逐步形成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与此同时，消费也成为建构社会身份、形成社会分层的崭新机制 消费革命可能的社会后果引发了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中国的消费革命是意味着社会空间的“民主化”，还是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消费对于农民工社会身份的改变引发了我们对于农民工主体性的复杂性、多变性的关注。 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消费革命这一巨大社会变迁对于农民工主体性的影响 研究的主要对象与内容 研究对象：“新生代打工妹”，即在城市务工的农村户籍年轻未婚女性 研究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进行的消费革命与消费社会形成的背景下讨论新生代打工妹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如何在生产和消费两个领域得以建构的,她们又是如何在生产与消费的交互关系中认知自我、改变自我。借鉴现有研究中的“交叉分析范式”，探讨打工妹的“多元主体性”是如何在阶级、性别、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消费等多个层面上交织互动而形成。 研究应用的基本理论 研究立足于一种“混合式”的研究范式。 一方面，全球资本主义下血汗工厂生产不断扩张的现实迫使我们不等不秉承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批判立场，坚持以生产领域为分析重点； 另一方面，借鉴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话语分析等理论流派的研究视角和范式来考察消费领域的工人主体化过程。 调查的主要方法 主要通过三种研究方法来获取资料：文献回顾、档案分析和深度访谈。 主题检索有代表性的学术期刊数据库（ProQuest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广泛收集了现有的中英文相关文献,并在总结评述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出有关工人主体性研究的基本理论概念和分析范式，从而为深入讨论本文的主题建立理论基础。 通过收集整理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间有关收入分配和消费支出的历史统计数据，分析中国消费革命中的阶级、城乡、地区差异，从而勾勒出“新生代打工妹”消费行为的社会结构背景。 利用过去10多年来在深圳、福建等地的田野研究中获得深度访谈资料，为分析打工妹的生产、消费主体性提供实证基础。 调查结果与分析归纳 “新生代打工妹”已经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她们更加注重打扮、外表已经脱离了乡土气息，消费观念不再一味节俭，有些已经是“赚多少、花多少”的“月光族”，她们羡慕并努力适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不再愿意重返农村的生活。 尽管收入菲薄，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高档商品和时尚性商品依然怀有强烈的消费欲望。 城市的消费文化和城市中上层阶层的生活方式对“新生代打工妹”消费观念和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示范效应。，尽管属于社会低收入阶层，农民工对于高品质生活的理解和消费欲望恰恰反映着中产阶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 调查结果与分析归纳 “新生代打工妹”已经成为积极的消费主体，她们希望通过消费改变自己的外表，淡化自己与城里人、有钱人的社会差异，即在消费领域实现一种她们在生产领域无法实现的“自我转型”，追求一种更加平等、自由、有价值、受尊重的社会身份。然而，消费赋予打工妹的自由选择和行动空间是如此有限，微薄收入限制了她们的购买消费能力，社会歧视剥夺了她们的平等的“消费公民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