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盘点拆或不拆,敢问路在何方[权威资料].docVIP

深度盘点 拆或不拆,敢问路在何方 　　工作室小史：看“小叙事”如何变身“大主题” 　　既然要论及艺术家工作室（下文以“工作室”简称），那么我们不妨先来回味一下“前工作室时代”的艺术家生存样貌。高名潞曾以“公寓艺术”来概述当代艺术在过去三十年间的生存姿态。比照官方题材宰制的公共空间，“公寓”更多几分“隐逸”的趣味：在野，不在其位但心怀天下；据点，筹措着自己内心的欲念真相。在那个选择不多，交往也不太“方便”的年代，“公寓”这样的特质或许给那些未能“功成”的年轻艺术家提供了一条退路。可以说，“文革”及至“八五”前后，“公寓”哺育了当代艺术的主要性格――前卫、先锋、反叛甚至是政治上的压抑。各类名目的画会、沙龙理所当然地成为艺术家聚会、“议事”的场所，而艺术家之间也多有着一衣带水的情感联络。不过，或许正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曾经受到压抑，这为当代艺术日后的狂飙突进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那是“先进”思想破茧而出的时刻，更是诸多未被官方所“规制”的“无神论艺术家”[1]光明正大地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时刻。在极短的时间内，“新”艺术、“新”思想撼动了公共文化艺术空间。不久，以北京、上海、广州为重心，全国范围内涌现出各式先锋艺术团体。很快，公寓、沙龙等私人空间已经无法承载艺术家进行艺术探索的渴望。有意思的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1989现代艺术展在国家美术馆举办了。而在笔者看来，当时这次展览“事件”的最重要意义即是从社会学角度为“先进”思想争得了可与“官方图腾”分庭抗礼的一席之地。从此，中国现当代艺术扛起了一面“对抗主流叙事”的义旗。 　　“解严”之后就是“正名”，而这其中往往夹带着“洗刷冤屈”的欲望。这并非危言耸听，试看“后八九”大展的单元分类：“情意结”、“政治波普”、“受虐与施虐”、“无聊与泼皮”，其实远不止这一例，但可以断定的是，当这些字眼成为一段“往事”的标记时，这段故事的主角即便不是亲历痛苦，也一定对那段往事中耳闻目睹的“无所适从”刻骨铭心，甚至还有着一种毒蛊般的迷恋。在那个年代，是意识形态、市场开放以及“文化掮客”们的财智保障了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社会的姻亲关联。简言之，这纵然也是一段“陋屋出佳作”的佳话，但与史书、课本上的著录相比总又显得有些不同…… 　　新千年前后的艺术版图当然称得上是剧变。一来，中国现代美术的面貌赢得了国际市场的侧目，这雄厚了那些多年来未（能）与体制共谋而“蛰伏”的艺术家的底气儿。二来，本就有些跟风“上位”的前卫艺术，在冷战后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和全球市场的激流中迅速滑向政治媚俗与商业媚俗的深渊，并给国际市场遗留下一张别具“个性”的中国脸谱。不过，好处依然是显而易见的。登上国际舞台的当代艺术已经显示出不亚于体制内的生命力――在继承与官方叙事对抗的“衣钵”之余，也吸纳了先进的生产机制和市场观念。栗宪廷等业界领袖购地置业的举措无疑是有意义的。从圆明园画家村到宋庄的建立、发展，标示着自由艺术家生存方式的探索期及“经典模式”的形成。如果说那时候的艺术生产、生态还未从本质上脱离“公寓”的气质，那么“入世”后到2005年的这段时间里，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调整，加上深入国际化、商业化的时代趋势，促使艺术生态格局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北京798艺术区在此期间的两次转型[2] 即是一鲜明例证。从此，“公寓”所承载的“原生”批判姿态不复存在，继而正式演进到以商业性、综合性为主导的“工作室生产时代”（下文简称“工作室”）。饶有意味的是，那种原本与体制相抗衡的精神气质被吸纳到学院体制中以专业分科的形式继承下来。对此，不知是否又会勾人想起“戒严―解严―收编”的政治“轮回”…… 　　因“缘”结“怨”：“城镇化”与艺术区的“因缘”[3]素写 　　如王鲁炎先生所说，进入工作室时代后，艺术家的作品形态、体量、成本都越来越大。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地位也在飞速地提升。虽然上述两者间不见得有着普适性关联，但是“工作室”的意义的确重要。随着政策的开放，沙龙、画会、公寓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美术馆、画廊、艺术空间等高度分工的艺术单元彻底改变了以前“青涩”、低效、混合式的生存境况，取而代之的是以艺术学院、画廊、拍卖公司、美术馆为轴心的艺术生态系统。各个环节都有主要的职责。而工作室的大量出现无疑向这一完整的“生态链”发动了一场游击战。这一点关乎“工作室”的综合性特质，也就是它能够通过有效营运，实现自身的“生产―展销一体化”，进而成为独立于画廊、美术馆的个人品牌化机构……因此，“地段”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艺术家工作室的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区位要素：一方面，需要靠近信息源地，有较好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又必需得兼顾投入与收益，得尽量压缩基本运作成本，加上文化艺术本就不像餐饮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