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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的反思＊ 袁江洋 摘 要 本文基于对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境况的了解，对目前科学史研究中所面临的（涉及科学观、科学史观及科学史方法论这三个方面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分析与探讨。作者认为，科学史的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科学史家在内、外两方面都面临着的困难或挑战；科学史家需要通过一场新的综合重建科学观、科学史观及基本编史原则，全面沟通科学内史与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拓展科学史这门学科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并满足时代之新的需要。作者还在分析上述诸项理论问题的同时，系统地阐释了作者本人对新的综合的理解，并就其必要性及可能的途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及方案。本文分为以下８个部分：１＞已走的路与将走的路；２＞科学哲学，还是科学史哲学？３＞大写的科学与小写的科学；４＞科学的时间特性、空间特性与人物特性；５＞科学史家独立的历史意识：“礼赞”还是“批判”？６＞辉格史与反辉格史；７＞新的综合是可以期待的吗？８＞找寻兰克－巴特菲尔德镜。 关键词 科学史，科学编史学，科学史哲学，新的综合。 每一代学者都需要在适当时或必要时就他们所从事或将要从事的学术事业以及他们所走过或将要走的道路进行反思。乔治·萨顿（Goerge Sarton，1884-1956）在他刚步入科学史领域时曾经有过一个雄伟的梦想──促使科学史专业化、职业化并对古往今来的科学史作统一刻划以揭示科学发展的历程；在晚年又曾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回顾“已做的事”并展望“将要做的事”。 世纪末的到来，更促使人们作世纪的回眸、反思与展望。然而，我们在这里就科学史进行反思，并不只是出于要对世纪末莅临作出某种回应之故，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就科学史这门学科的整体发展情形而言，它早已向我们科学史研究者发出了这样的要求。 一、已走的路与将走的路 科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本世纪初叶，诞生于现代性社会氛围之中。萨顿持有实证科学观及新人文主义科学史观。他把科学看作是实证知识，是唯一的一项进步的人类事业，把科学史看作是一项最能体现人类进步的历史。他试图通过科学史研究来揭示人类历史之进步。置身于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不断上扬的时代，萨顿凭其新人文主义历史观对此前的科学史研究进行了综合。尽管他未能实现在一部伟大著作中完整地概括古往今来科学之成长历程的梦想；但他为科学史所作的辩护却在当时赢得了成功。 至萨顿时代结束时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科学史在美国开始实现职业化＊＊。大批新人进入这一领域，使科学史研究之学术队伍得到迅速扩展。此时，柯瓦雷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替代作为“实证”成就之记录的萨顿式研究而成为内史研究的新典范，而外史型的研究也开始通过贝尔纳等人的工作获得学者们的关注。科学史研究由此开始转入以两大主流学术传统亦即内史传统与外史传统相对峙的研究格局。 典型的内史研究与典型的外史研究在价值取向及方法论上有着重要的区别，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科学观及相应的科学史观。内史将科学理解为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注重探讨科学知识发展的逻辑线索与内在动力，并以此为前提筛选史料、设置编史方案。譬如，在探讨牛顿的科学时，一个典型的内史型学者会自然而然地将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等人引为牛顿最重要的、直接的思想先驱，会将牛顿的炼金术活动说成是化学或干脆将其排斥于“牛顿的科学”之外；但是，他却绝不会认真地考虑所谓“牛顿的科学”与现代科学或是与伽利略等人的“科学”在性质、结构乃至于价值取向上有什么区别或不同。 而外史则将科学理解为社会的一个子文化建制，将科学知识体系视为这一建制在社会中运作时输出的产品，侧重于探讨促使科学发展的外部的、社会的动因；至于内部动因的探讨问题，要么交给内史去研究（如默顿在其《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中即采取了这样的弱外史态度），要么干脆就其重要性予以否认（如赫森在其《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中即采取了这样的强外史态度）。 数代学者的耕耘，极大地丰富了科学史的研究内容、方法及形态。但是，内史与外史相对峙的研究格局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可以说，今天的科学史研究正呈现出高度分化的发展趋势。从典型的内史到典型的外史，其间还存在着多种中间研究形态。研究形态愈是异样化，研究方法愈是多元化，就愈是需要理论上的提升与综合。然而，奇怪的是，只有少数学者对沟通内史与外史、实现方法论上的综合有着明确的意识，并且在他们的科学史实践中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倒是有更多的学者主张，内史与外史是互补的，用不着综合。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史与外史之间倒是有可能出现互不冲突的情况，但也只限于弱内史与弱外史之间。弱内史论者与弱外史论者──如萨顿与默顿──持有相近的科学观，只是在看问题的角度上有显著的不同。但问题是在于，无论如何，“互补”不等于综合。如果我们满足于此种局面而放弃对新的综合的追求，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将综合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