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吃掉狮子兔子”.docVIP

“想吃掉狮子兔子” 　　1994年4月末的一天，正在住院的胡绳同志，到同住一个医院的夏衍同志的病房里探视。夏老一见，立即便说：“神童来了！”当时在场的陪同者，都感受到了两位老人间友谊的悠久、深厚、亲密，当然一时也并没有弄明白夏老何以会径呼胡老为“神童”。 　　如今《童稚集》的出版，终于给我们这些后来人解开了那个“神童”的称呼之谜。 　　 　　是“神童”，还是“童稚”？ 　　 　　《童稚集》，是胡绳身后，由他多年的秘书白小麦整理编纂成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原本一直企盼着能探头看看新世纪的胡绳，遗憾地未能看到这本书的问世。可是此书的策划，却是胡绳亲手所做。他不仅提供了他人无从知晓的许多文章的线索，而且从选编宗旨、编辑体例，到文字处理，他都一一提出了明确要求；书名也是他几经推敲后确定的。1999年初，他还在病中坚持审阅了当时编成的初稿。可惜的是，他旋即病重，不能再亲自编成此书。有幸的是，忠实勤恳的白小麦，不辞辛劳，把这桩胡绳的未竟之业出色地完成了。 　　把早年的文章结集出版，原本不是胡绳的初衷。编辑《胡绳全书》时，收入的20岁以前写的文章很少。他不愿意把早年的文章，做很高的估价。可是后来看到别人一些文章中引用他早年文章时出了许多错，为了防止老这么以讹传讹下去，他才下决心把那些文章搜罗起来，出一本较为完整的集子。不过他仍然把原先确定的书名《童年集》，改作《童稚集》，向读者强调自己这些早岁著述的不成熟性，提醒人们注意这些作品所存在的幼稚之处。胡绳对早年的自我估价，与夏衍的戏称，恰恰构成了悬殊的反差，真叫人觉得妙趣横生。 　　夏衍目胡绳为“神童”，当然不是说当年胡绳具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无疑是从文事的角度对胡绳当年表现所作的评估。30年代的左翼文化人士，从阅读到的胡绳发表的文章中，惊喜地发现进步文化营垒里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他们发现，这个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的年轻人，不仅意气风发，思想活跃，目光敏锐，文字清新，而且有着良好的文化功底和对于现实重大问题的深刻观察能力，尤其难得的是他迅速地掌握起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写出了大量具有哲理深度的文章，在读者中特别是在青年人中，越来越发挥出启蒙解惑的作用。正在进行着艰苦斗争的进步文化界，看到这样一位不单文化早慧，而且政治上和理论上超常成熟起来的年轻战友的出现，自然情不自尽地要欢呼出现了“神童”。 　　胡绳晚年对自己60年前所写文章的检阅，反思当年，却得出大不相同的印象。他觉得自己“童”时，不仅算不上“神”，而且稚嫩得很。这评估容或有谦虚的成分，但更明显的是，这显然是从晚年达到的成熟老练的高度来衡量少时旧作，与夏衍重提60年前的观感，所取自非同一标准。 　　那么，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阅读胡绳60多年前的著述，会有怎样的观感呢？是稚嫩，是成熟，还是超前？读过《童稚集》，当可对此做出明确回答。 　　 　　敢是敢非的赤子之心 　　 　　《童稚集》所收的是胡绳在1932年至1938年间所发表的作品71篇，计：在苏州读中学时写的作品10篇，在北大求学时的作品13篇，从北大退学后在上海闯荡世界时所写的引起舆论重视的作品32篇，1937年八、九月间转移到武汉后的作品16篇。也就是说，这是他14岁到20岁所写的部分作品。在这样年龄段上的作品，能不稚嫩吗？打开《童稚集》，我们恐怕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童稚之气确实流露于许多篇章的字里行间。由于是初试身手，初露头角，免不了会在莽撞中捅点漏子，出点差错。举个例子说罢，他在《胡适论》提到胡适向溥仪“跪拜”的故事，就出了错。胡适应溥仪之约，去见过溥仪，并且称呼他“皇上”，可是并没有向溥仪磕过头。胡绳在这个情节上，没有细加考究，出了失实的毛病。细心的读者，大约不难在《童稚集》里挑出这类事实上的或者论点上的差错来。可是话说回来，如今翻出上个世纪30年代文化名流、学术大师、理论权威的著述，仔细看看，哪一个会是经过六、七十年的考验，仍然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不存在任何差错呢？相对而言，倒是“年轻人犯错误”，是最值得原谅的。如是看来，《童稚集》里，因“童稚”而造成的某些缺点，完全是不必大惊小怪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带有童稚之气的文章，体现出纯真无邪的积极精神。翻开《童稚集》，人们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是关心现实、追求真理的青少年无所畏惧的赤子之心。无论是面对着邪恶的统治势力，还是面对着名声显赫的文坛权威，作者都无所顾忌，无所避讳，坦诚放言，直抒胸臆，敢爱敢恨，敢是敢非。容或缺乏几分老练、几分心计，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文章“天然去雕饰”，所以它才能够直接了当地说出别人不大敢说或不大肯说的一些问题的“真相”。他痛斥在当时流行的掩盖社会黑暗与罪恶的“忌讳学”和“遮羞术”，表示决心冒着“绅士先生们”的“深痛恶绝”，要“把那些布一重重扯开”，将那些“疮痕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