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官法”死结有权就有法.docVIP

“王法”“官法”死结有权就有法 　　许多人心目中，高俅是小丑式人物，而韩世忠、张居正却是功业崇高的大英雄或大政治家和道德教育家。但在权势操纵司法的历史上，他们却曾扮演同样的角色。 　　 　　《水浒》与明代传奇剧《宝剑记》等所述“高俅诬陷林冲”故事，也是几百年来中国百姓最熟知的经典案例。这类案例鲜明体现着“王法”制度下权力与司法的关系、司法过程的诸多具体程序，甚至案件描写中的许多法律制度细节都是从现实生活而来，所以，它们是后人了解中国法律史的真实而生动教材。 　　权力操纵司法与林冲的悲剧 　　《水浒》中的“林冲案”故事是：北宋徽宗年间，出身泼皮破落户、靠钻营权门而发迹的高俅位居太尉之尊、执掌军权，其养子高衙内仗势横行、欺男霸女。高衙内偶遇容貌动人的林冲妻子后心生歹念，欲据为己有。于是他通过高俅胁迫林冲的好友陆虞侯等人设局欲玷污林妻；计策失败后再设圈套，诬陷林冲手执利刃擅闯军机重地，意在行刺太尉。随即： 　　(高俅)喝叫左右：“(将林冲)解去开封府，分付腾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水浒传》第七回) 　　高俅如此气焰之下，开封府审理此案的过程就最能说明法律与权门的关系。 　　《水浒》写林冲被押到开封府之后，当庭揭穿高俅设计陷害的阴谋，并申明高衙内两次谋骗自己妻子的行径“皆有人证”。法官腾府尹明知这是实情，但怯于高俅威势，对林冲提出的证据装聋作哑；其间虽有“当案孔目”(衙门中掌管诉讼的高级吏员)孙定心存正直、意欲周全林冲，但腾府尹依然说： 　　(林冲)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 　　高俅在开封府庭审之前就已对林冲“批仰定罪”，这说明法庭上的一切表演都不过是对权门意欲的认证备案而已。 　　当代一位法学家曾说孙孔目与府尹的对话是让我们看透黑幕的关键。因为孙孔目一语道破法庭从来不能主张社会正义，而只是“高太尉家的”私刑之所。身为开封府最高长官的腾府尹听了这个断语脸面难堪，于是斥责孙孔目“胡说”，不想孙孔目更一口气说出高太尉的无数恶行，尤其是所??这些诬陷都因为有司法衙门的共谋而定了铁案。这些话令腾府尹哑口无言。但最后，两人还是只能承认司法衙门是“高太尉家的”这事实，将无辜的林冲定为重罪犯“刺配远恶军州”。 　　林冲案的更大意义，在于它展示了“王法”制度下司法的一种常态，即法律趋附权门，甚至如孙孔目所描述的那样，屡屡沦为权势者恃强凌弱、横行不法的工具。 　　因为法律的如此状况是出于根本的制度属性，所以类似“林冲案”的例子就层出不穷。 　　读者会问：中国政治伦理不是从来要求最高统治者仁政爱民、各级官吏执法不畏权势吗?不是有汉代张释之、宋代包拯、明代海瑞等历代守义不屈的“青天”吗？《荀子》中“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等准则不是被历代政治家始终推崇吗?那么为什么所有这些不仅不能实现法律正义，相反却如林冲案所揭示的那样，一切制度屏障都越来越无力阻止法律沦为权势者恣意妄为的工具呢? 　　对此问题的回答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思路，其一就是千百年来国人最熟悉的说法：“从来奸佞覆乾坤”(廖沫沙：《挽邓拓》)。比如详细描写林冲命运的明代戏剧名作《宝剑记》，就是以对高俅狼子野心、欺瞒圣明天子的全力声讨而总结全剧： 　　(林冲白：)这厮欺君误国……(林冲唱：)[滚绣球]你有秦赵高指鹿心，……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张威。望尘有客趋奸党，借剑无人斩佞贼，一任你狂为![煞尾]……权方在手人皆惧，祸到临头悔后迟。南山竹罄难书罪，东海波干臭不遗。万古留传，教人唾骂你! 　　但这些慷慨陈词对更根本的问题却永远无力面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制度设置，一次又一次总是能够让那些指鹿为马者得到“权方在手人皆惧”和“一任狂为”的无限威势? 　　其实根据我们已有的分析可知，“假虎张威”之恶法所以越来越肆无忌惮，乃是因为统治权力日益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本位”，因而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具有了绝对的威势。早如战国法家就已明确：国家的唯一发展方向，只能是天下所有臣民都听命于最高权力者驱使、天下所有事务都服从于王法的管辖(慎到：“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既然“法”只能是权力者手中管制臣民的利器，那么虽然总会有明智的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而尽量顾及法律公正――所以中国制度学经常强调“法为天下之平”，但与此相反的一面却必然越来越具有压倒性力量，这就是“权为私有”、“法为私用”。 　　只有法治才能阻止权势操纵司法的制度化 　　许多人心目中，高俅是小丑式人物，而韩世忠、张居正却是功业崇高的大英雄或大政治家和道德教育家。但在权势操纵司法的历史上，他们却曾扮演同样的角色。造成如此雷同的制度路径值得深入反思，而且只有以法治为对照，才能看清无数这类悲剧背后的逻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