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27年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政策评析.docVIP

1921―1927年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政策评析 　　［摘要］共产国际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土地政策。由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了解到比较了解的过程，因此共产国际所制定的中国土地政策出现了曲折和反复，即从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到比较符合实际，后来又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而机械套用俄国土地政策模式，致使大革命后期土地革命无法开展。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农民问题土地政策 　　 　　为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共产国际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也有过重大的失误。其正确的政策，给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以重要影响；失误之处，又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土地革命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在一定程度上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本文拟就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作简要评述。 　　 　　一 　　 　　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３年５月，是共产国际制定中国革命土地政策的第一阶段，提出了“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①的土地国有化政策。但这个政策是共产国际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机械地搬用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和苏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政策的结果，表现出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 　　共产国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在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是有所区别的。１９２０年８月，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指出：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革命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毫无例外地并且毫无补偿地没收一切属于大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以及一切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通过出租土地，系统地剥削雇佣劳动力和附近小农（也时常剥削中农），而自己并不参加劳动的人的土地”，“并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这种企业”。而“在那些大规模农业只占相对极小的比重而大量小农又希望得到土地的国家和地区内，将大业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乃是争取农民拥护革命的最可靠的办法”②。即是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要尽快没收一切属于大土地占有者和农场主以及不参加劳动的人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按照俄国“国营农场”的方式经营；而在殖民地和半殖???地国家中，是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但遗憾的是，这个政策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没有得到具体的运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维经斯基在《中国劳动者与俄国劳农议会》一文中，号召中国劳工农民应“和其他各国的劳工农民互相联络起来，一起作俄国劳工农民所作的事”，因为，俄国劳工农民“创造了解放劳工农民受苦的实行制度，立下了拯救贫人法则”③。这个法则，笔者理解，其中也包括了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因为在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共“一大”的党纲中明确规定，“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④。１９２２年１月，萨发洛夫在《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的演说中强调，在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⑤。即使到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二大”时，共产国际也仍主张应“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国有。正是由于共产国际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没有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土地政策，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社会情况和农民生活状况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正确的估计。１９２２年７月，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分析说，“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像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像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⑥。他认为，中国农民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丝毫没有反响，“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起任何作用。情况是如此之独特，与其他国家农民的境遇相比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致直到如今也无法为他们制订出任何一个总的土地纲领”⑦。马林的报告是共产国际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最初依据。既然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独特，无法制定具体可行的土地政策，那就只好照搬照抄俄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政策。所以说在１９２３年５月以前，共产国际既没有认识到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没有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政策。 　　二是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策略，是共产国际制定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的理论依据。为解决俄国的农民问题，列宁在１９０６年就对俄国的土地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他提出：“必须实现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⑧他认为，只有以土地国有化为号召，才能发动农民，为夺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根据列宁的策略思想，共产国际制定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由于没有认真区分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土地问题的差别，所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只是笼统地提出了要“把农村的大庄园收归国有，改为公营的农业企业”⑨。这是共产国际为解决各国农民土地问题首次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