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新中国法学教育整顿与重构.docVIP

1952新中国法学教育整顿与重构 　　[摘要]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萌生于19世纪60、70年代，20世纪初年在晚清推行新政、变法修律的推动下快速发展，民国时期达到高潮。新中国成立后，政权性质的转变带来了法学教育的转变。建国后头3年主要对旧有大学法学院系进行课程改革。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与法学院系调整完成了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整顿与重构。这两大事件的发生，虽具有历史必然性与正当性，却给法学教育发展和国家法制建设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法学教育；1952年；课程改革；司法改革运动；院系调整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l(2007)02-0107－06 　　 　　1952年是中国法学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以批判旧法观点、清除旧法思想和改革司法机关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与此同时，全国高等法律院系也经历了大规模的调整。这两起重大事件，改变了清末以来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发展轨向，完成了新中国法学教育的整顿与重构，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法教育的体系。 　　 　　一、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 　　 　　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是在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的法律和教育制度的传人而出现的，是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发生变革和近代学制确立后的产物。1867年，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1827-1916)在京师同文馆开始讲授“万国公法”一课，标志着中国近代法学教育的萌芽。从同文馆开始。学习公法的观念随之传遍开来。1904年1月，清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该章程作为晚清学制改革极为重要的标志性文件，规定了高等教育的学制与科目，大学堂中设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医、农、工、商共八科，政法科下分设政治学门与法律学门。《癸卯学制》中对于设立政法科大学的规定，直接促成了中国近代高等法学教育制度的建立。20世纪初，在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变法修律”以及派遣法科留学生的推动下，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快速发展。至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层次的学堂127所，学生23735人。其中，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5％。 　　辛亥革命后，国家???专制走向共和。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在前清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大规模立法活动，逐步编纂、修改、完成了《六法全书》。《六法全书》的颁行，需要大批具有法学专门知识的人才进入立法、司法和行政各部门，促进了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结合。《六法全书》的立法精神、法律渊源及内容充实了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的观念、模式、内容、方法等，使清末以来单纯靠灌输外国法的法律教育内容得以改善，提供了研究本国法的实际需求。当时受过法律教育的学生，“出路很广”――“可以在立法机关当议员，可以在行政机关为官吏，可以在司法机关当法官，最低就者也可以当律师。”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得民国时期的法政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始终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至1945年，清末到国民政府时期的法科毕业生(包括留学生在内)总计已有3万人左右。 　　这一时期的法学教育取得了以下成果： 　　第一，职业法学家群体形成，学术研究氛围活跃，法学教育思想演进。清末以来的法科留学活动直接促成了近代职业法学家群体的形成。这些留学生或留学英美，或取道日本，充分学习和吸取两大法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精华。他们归国后，或著书立说，成为近代法律知识的传播者；或投身现实，成为民国法律制度的制定者、解释者和批判者；或兴办学校。成为近代法学教育的奠基者和近代法学学科的构建者。在他们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法学学术成就达到近代以来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法律、法学著译及资料、各种法学著述达6000多种，总印行数达数百万册。与之相适应，法律教育思想演进。1934年，东吴法学院出版的《法学杂志》连续刊出两期“法律教育专号”，发表专论和译文22篇，围绕法律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晓楼的专著《法律教育》，这是我国法学史上第一部法律教育专著。中国近代的法学教育，已由清末的自发走向自觉。 　　第二，法学教育机构各具特色。受动荡的政治形势及留学背景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法学教育机构及办学思想呈现出开放、多元、复杂的特征。学制由初期的效法日本，转而效法欧美，特别是美国。东吴法学院与朝阳大学是当时中国法学教育界最负盛名的两所大学。东吴崇尚英美法系，朝大崇尚大陆法系，时有“南东吴，北朝阳”、“法官出朝阳、律师出东吴”的美称。与之相媲美的还有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一阶段全国还涌现了一批有质量和有声望的设置有法学院的大学，如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震旦大学等，各大学在教材与教法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 　　第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互动。北京政府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