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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平息在校园内中外文化冲突 　　1979年7月4日晨，如往常一样我步行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上班。刚进办公室，处长石奇同志便招呼我随他及副处长王端珠一起驱车赶往上海纺织工学院(原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昨晚纺院外国留学生同中国学生打起来了，还动了刀子”，处长刚说到这里，我的心不由一震：几个月来时时担心着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一件小事酿成冲突 　　 　　年初以来，有关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大学生之间产生摩擦的传言时有所闻。改革开放的决策，可以在一次会议中形成，洞开的国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迎来五大洲宾朋，然而不同国度，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沟通、融合，却不可能在一夕之际完成。曾经长期封闭的中国，要想学会坦然地面对八面来风，还须假以时日，中外大学生之间的摩擦开始只发生在北方一些城市，但没过多久这阵风就刮到了江南。四月初，南京华东水力学院一些中外学生因口角引发冲突，闹出了一个“华水事件”。消息传来，立刻引起上海各高校的高度关注，谁都不想让近在咫尺的这场火烧进自己家门，于是启动了各种渠道加以防范。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火还是烧起来了。　7月3日晚上10时左右，纺院外国留学生宿舍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突然音响大作，嘈杂声令对面二三十米外中国学生宿舍里正在温课迎考的同学受到干扰，无奈之下有人隔窗呼叫：　“把音响关了，不要影响我们复习!”不想这一喊换来的却是更加强烈的音响节奏。于是血性男儿们相互开骂了。被激怒的中国学生结伙来到留学生楼与外国人“理论”，争执中双方渐渐你推我搡起来，随着“啊呀”一声惊叫，一个中国学生的上衣背部被鲜血染红一片，有人动刀了。不多时警察接报后赶到现场，对双方实施有效隔离并随即着手查案取证。由于警方的介入，这一夜总算安然度过。然而次日凌晨中国学生便沉不住气了，他们埋怨警察办案不力，一个通宵未能查获凶手。“政府不管，我们自己来管”，群情激愤的学生开始行动，他们扯起横幅、贴出标语，成群结队地在校园内游行示威，并将留学生宿舍楼团团围住。楼内的外国学生非常紧张，他们茫然地望着楼外所发生的一切，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几个胆小的女生则躲到了大楼的最顶层。当多数留学生尚未回过神来的时候，木门被楼外的人群撞开了。情绪失控的中国学生冲进宿舍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　学校再次借助警方的介入使中、外学生脱离了接触，但中国学生仍然把大楼围得严严实实，使被围在楼内的外国学生同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 　　原本一件小事，就这样被逐一放大而最终酿成了一场冲突。 　　 　　我们被骂成“李鸿章” 　　 　　我们来到学校时，留学生宿舍四周布满了人群。公安局、高教局的官员已先于我们赶到，此刻正同校方管理人员一道被中国学生“分而治之”团团围着“辩论”。楼房外墙上贴着“严惩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等一类大标语，这是沿袭“文革”中最常见的一种用以表达人们思想情感及政治取向的宣传形式。眼前张张白纸红字，令人觉出了事态的严重程度。我们的到来，又为学生们增添了几个“辩论”对手，随后便被他们分别围了起来。起初，我们试图说服学生停止对抗行动，以和平方式及法律途径妥善处理纠纷。但在激愤难抑的学生面前，这种劝说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此时此刻，权威已失去意义。不多时，“对话”变得绝对“自由”而无序，七嘴八舌，各言其是，几十人对成百、上千学生的对话完全陷于混乱。无论政府的局长、处长，还是警方官员的声音，都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中，根本无法听清双方都说了些什么，唯一听懂的只有学生们的一句话：　“你们都是李鸿章!”在当时的政治术语中，　“李鸿章”一词即“卖国贼”的同义语，显然在中国学生眼里我们都成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留学生受困一昼夜 　　 　　中国接受外国留学生起自1950年，到1966年因进行“文化革命”而中断；1973年重新接受留学生后，生源大多来自亚非国家。当年，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对外国留学生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亲自制定方针，提出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弟一样关心留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但在“文革”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总理的指示很难得到有效贯彻。结束“文革”后特别是进入1978年，随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及社会的日渐开放，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渐渐走上了正轨。 　　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局面使各国留学生受到鼓舞，他们不断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其进一步融入大众生活的意愿，渴望同中国学生加深友谊，同社会民众增进交往，在诸如宿舍管理、人员交往等许多具体问题上对当时的管理体制发起了冲击。中央领导层对此及时作出回应，认为应当允许他们“到社会里面去滚。不要怕出乱子”。于是在外国留学生的生活中也随之迎来了一个“开放的春天”。然而时过不久问题便陆续冒头了，个别留学生在社会交往中行为有失检点甚至酗酒滋事，而这样的事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又极为“扎眼”，坏事传千里，于是招来了包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