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细节史之我钱 前进,钱进.docVIP

30年细节史之我钱 前进,钱进 　　从羞于谈钱到“车子房子票子”流行一时，从物质匮乏到职业焦虑，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在涨跌中前进，在徘徊中突围。 　　 　　2008年6月20日，文献纪录电影《中国?1978》在北京开机，改革开放的元年被各种媒介放到聚光灯下回顾和梳理。那一年，中国的城市还在沉默中接纳一群又一群返乡的知青，而影响深远的经济事件都发生在农村里，安徽小岗村18个村民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而签字画押的那张分田到户契约日后被放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江苏华西村则成为另一个大出风头的村落，它不经意间探索出了发展民间公司的模式。城市人要相对安静很多，柳传志在中国科学院混沌度日，袁庚开发蛇口的计划也还停留在纸上。 　　 　　萌动中的兴奋 　　 　　城市里的人们兴奋起来要等到1980年11月1日，这一天，电视机终于进入商场的柜台，不再是计划商品。到12月底，国务院统计出全国人均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金额为42.2元，电视机、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作为婚嫁必备的“四大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女人衡量男人可靠度的标准，人们把年收入的24.5％都贡献给它们。 　　 　　尽管放开了管制，但电视机数量的稀少注定它在当时缺乏被倒卖的前途，很多顾客在漏夜排队之后发现商店已无余货，倒爷们要等到1982年才风生水起。真正精明的人会选择特定时代的特殊物品作为增加财富的砝码。那时，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都必须先做同一件事情：前往中国银行，按当时的汇率，把外币兑换成外汇兑换券，面额分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和1角7种，票面和人民币等值。一名叫宋坤的杭州外语导游带了几次团后发现，自己收到的小费居然已经有3000元，他一面感慨老外的慷慨，一面带着这笔外汇兑换券走进了杭州市唯一的免税商场花掉1700元抱走了一台万宝冰箱。作为整个街区内第一个拥有冰箱的人，他被另眼相看，满脸幸福地登上报纸，三年后，他的邻居们才陆续进入冰箱时代。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外汇兑换券是购买紧俏商品的通行证，直到1995年退出市场之前，它都是中国人改变生活质量的捷径。兑换券倒卖族也应运而生，他们聚集在各大城市的银行门口，观察形形色色的路人，并伺机兜售。1元面值的兑换券最高身价去到人民币5元，高利润也催生出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代炒家富豪。即便投资渠道不多，但人们的投资欲望早在那个时候就萌芽了。 　　新的经济形态逐渐开始在沿海涌动，福建人走私，温州则遍地工厂，内陆城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82年，成都第一条夜市街青年路开街，一夜之间，在两列瓦房中间的狭长地带内，无数铁架和纸板搭成的商铺从街头排到街尾。尽管喧闹，但街上的住户们仍然欢迎摊主的到来，因为商铺的煤油灯总能把住户家里也照得灯火通明，省去不少电费。这条街孵化了不计其数的万元户，他们都把北京的个体户刘桂先当作榜样，起早贪黑，乐此不疲。如今，青年路已经和著名的商业街春熙路融为一体，成为其中的分支。这个城市到今天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CBD，但1982年的青年路却首次为处于盆地中央的成都注入了经济活力。 　　不过，1982年全中国最紧俏的商品不是商场里的电视机，也不是夜市上的日用品，而是长春市的君子兰。长春人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日常栽种的植物会掀起抢购热潮。不断有道听途说的传闻出现：一名无业人员养的君子兰被外商开价1万美元购走；一名港商专程去到长春，打算用自己的劳斯莱斯换一盆名为“凤冠”的君子兰，被主人无情拒绝。所有的故事都为君子兰裹上金粉，也让事件演变得失控，企业和单位纷纷动用公款投资君子兰。这个神话般的泡沫膨胀到1984年终于破裂，它用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演绎了中国人对金钱的渴望。 　　更多人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创造财富，停薪留职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它给那些不够坚定、缺乏勇气的下海者铺好一条安全的后路。人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毅然决然地离开办公桌，投身市场行为。1985年，17岁的福建人邓龙在这种氛围中也离开了就职的公司，开设了三明市第一家工艺商品专卖店，一年后，18岁的他成为当地最年轻的万元户。之后，他把自己的第一桶金带到了美国，专做食品贸易，名下的“龙胜行”发展成美国东海岸最大的中国食品进口商。 　　充满个人英雄主义、欣欣向荣的80年代在最后一年遭遇到了挫折，通货膨胀带来了恐慌，但相对于整个10年而言，它只是插曲，更多的信息告诉人们，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自由的市场。 　　 　　 　　金融市场的欲望18年 　　 　　1989年的通货膨胀考验了国人的神经，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物价的飞升，但进入90年代后，生活依旧继续向前。1990年，一罐可口可乐要3元，一杯日本苹果汁8元，一杯德国啤酒10元，酒吧里的一个果盘要20元，它们还或多或少地带有似是而非的奢侈意味，却已经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