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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工作与家庭矛盾政策研讨会”简介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86-02 　　 　　2009年4月23日国际劳工组织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共同举办协调工作和家庭的矛盾政策研讨会，探讨如何协调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以促进人人享有体面工作的权利与和谐家庭生活的权利，为中国尽早批准国际劳工组织156号公约提供参考依据。来自国际劳工组织、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全国妇联的代表及有关专家学者等40余人参加了会议。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康妮局长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江谟辉同志出席并开幕式致辞。研讨会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是协调工作与家庭矛盾的责任主体 　　 　　国际劳工组织第156号公约第1条第1款中规定：“为了确立男女工人的机会和待遇平等，各会员国应在国家政策的目标中确定允许现有一份工作或希望得到一份工作的、有家庭责任的人员能够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若有可能在职业和家庭责任之间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行使其工作或就业的权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江谟辉在开幕式致辞中明确表示，在协调工作和家庭的矛盾中，政府需要承担重要责任。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教授也提到，协调工作与家庭的矛盾，不应仅仅是个人的私事，更不应仅仅是职业妇女的私事。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都有责任为有家庭责任的工作人员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继同博士的发言是从儿童福利和国家责任的角度，强调了国家主体在儿童健康照顾和儿童福利政策框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财政支持和公共设施的加大。 　　 　　二、中国协调工作一家庭矛盾的现状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伯红代表“协调工作和家庭的矛盾”中国项目组分享研究成果。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平稳快速发展，为促进就业、发展社会事业、消除贫困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政府对为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工人提供平等就业机会和平等待遇???题的认识不足，实施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没有深入到家庭照顾的层面，在解决工作～家庭冲突中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传统的性别观念影响了政府有关制度的设计。随着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家庭规模和模式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老龄化、家庭照顾政策的市场化以及设施的变化，以及传统大家庭支持可获得性的降低等加重了家庭中的照顾者，特别是女性的责任。 　　上海社科院包蕾萍副研究员则从家庭压力的角度分析，社会转型期的女性面临着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而且在不同生命周期的压力源不同。她认为，制度资源的匮乏、短缺是女性压力的主要因素；亲缘网络还在发挥主要的社会支持功能，但贫困对社会支持功能的消解作用已经显现。 　　南开大学张伶博士以高校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工作一家庭冲突是高校教师面临的重要问题，多数人因为面临多重角色(父母、儿女和教师)的需求而感到倦怠和罪恶感。很多人降低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的期望，并且获取其他人的帮助(家人、保姆和家庭教师)。但作为高知群体，他们中很少有人与组织讨论相应措施，而只是将这一问题内化为个人的私事。 　　国家统计局社科司安新莉介绍了国家统计局2008年时间利用调查情况。调查发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现代家庭生活，女性仍是无酬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每天的劳动时间远高于男性；除电视和健身锻炼以外，女性享有的其他休闲活动非常有限，与男性在平均时间和参与率上存在明显差别。研讨会上还介绍了北京阳光天女传媒有限公司2007中国职场女性生存状态调查报告的相关情况。调查发现，82.7％女性认为生育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负面影响；一半以上的女性工作中要加班，目前的工作负担和加班情况对大多数女性的家庭生活有负面影响；大多数女性都希望企业能设计一些有利于她们承担家庭责任的优惠措施，如灵活的坐班时间和带薪休假。 　　 　　三、社会伙伴在协调工作一家庭矛盾中的作用 　　 　　国际劳工组织第156号公约第11条规定：“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应有权按照符合本国条件和实践的方式，参与制定和贯彻为实施本公约各项规定而应采取的措施。” 　　南京财经大学博士刘永强副教授从中美两国的企业文化比较视角，分析了两国的企业制度安排和平衡工作一家庭之间冲突的措施与策略。该研究认为，工作一家庭平衡制度首先应该是政府、企业和员工所持有的共享信念，它是工作一家庭平衡的国家法律和企业正式制度的基础。弹性工作制是有效的正式企业制度，家庭照顾福利是无效的正式企业制度，经理支持和职业生涯后果是有效的非正式的企业制度。中美两国在这几个方面均有不同。中国的宏观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