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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引发变革 　　从“翻斗车”的“跑、冒、滴、漏”到专用收集车的一尘不染，从随处倒垃圾到争着抢垃圾，从臭气熏天的垃圾站到“垃圾中转”，重庆“垃圾之变”，彰显着环卫体制的大变革。 　　 　　矗立在大渡口八桥镇豹子沟山坳边的一座建筑物，简朴，现代，像一幢建于林中的别墅。 　　“这是一座垃圾中转站，整个过程全部密闭处理，不仅看不到垃圾，而且还没味道。”大渡口固体废弃物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龚益波说。在修建这个中转站之前，大渡口区原建有14座楼式垃圾站，一到夏天，苍蝇满天飞，四周散发着恶臭。“2006年环卫集团投资2500多万元，开始修建这座日处理垃圾300吨的中转站。它运转后，原来的楼式垃圾站全部封闭，大渡口区将从此告别垃圾臭味。”龚益波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 　　大渡口的“垃圾之变”，是重庆市环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探索环卫体制大变革的一个缩影。 　　 　　■ “垃圾之困”催生改革灵感 　　 　　2002年12月，重庆市环卫集团应运而生，被市政府赋予主城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清运及环卫设施特许经营权。 　　“环卫集团成立后，先后投资近9亿元统一规划建设了长生桥、黑石子两座现代化垃圾填埋场，使主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0%以上，达到国家一流水平。”重庆市环卫集团董事长张兴庆说。 　　但运行几年后，张兴庆发现，集团公司虽然解决了垃圾处置的体制和机制问题，但生活垃圾运输旧体制、机制的弊端仍然没有解决。“当时，运输垃圾的大都是‘翻斗车’，破旧不堪，一路上‘跑、冒、滴、漏’。在四公里到长生桥一带，道路上尽是垃圾，白的、黑的，自然形成两道杠，严重污染环境。”张兴庆对此记忆犹新。 　　更令张兴庆隐隐作痛的是，主城九区生活垃圾运输由各区环卫部门负责，而这些部门都是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有的为省事，竟将垃圾随意倾倒。重庆每天产生3000余吨生活垃圾，而各个区运往垃圾场的垃圾只有2200吨。同时，遍布主城区的367座破旧的楼式垃圾站，成为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污染源。 　　“垃圾之困”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从哪里着手？通过考察和深入调研，张兴庆摸准了症结所在：各区环卫部门没有融资能力，没法投资更新运输设备；环卫部门是事业单位，政事不分，劳动效率低，责任不明确；各区在运输上条块分割，各人自扫门前渣，无法形成统一调度管理。 　　必须向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旧体制开刀！改革的核心就是要从条条块块入手，打破原来的体制、机制，实现统一调配和管理。 　　环卫集团及时向市里报告，详细说明了“垃圾之困”的原因和改革方案，引起市领导高度重视。经过详细的论证、酝酿，重庆环卫系统一揽子改革方案出炉。2005年7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以渝府（2005）48号文发布了《关于组建专业运输公司实施主城区生活垃圾统一运输的通知》。 　　《通知》得到主城各区的积极响应，各区以中转站、停车场、办公楼作为资本入股，环卫集团以投入设备入股，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组建了9个固体废弃物运输有限公司，业务上归市固废运输公司协调指挥。 　　 　　■ “垃圾之变”触及改革核心 　　 　　表面上看，这次改革仅仅是把环卫处的运输职能分离出来成立了一个固废公司，但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而是一次深刻的体制改革。 　　变革一：从“大锅饭”到“分灶吃”。过去，垃圾运输由区级财政拨付有限的“皇粮”，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改革后，则是由市区两级相关部门，通过科学测定、核准价格，再根据工作量据实结算。同时，激励政策也随之出台：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职工工资与工作量挂钩。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环卫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劳动效率大幅提高。以前主城九区每天只能拉2200吨垃圾，现在主城每天运量达3000多吨，比改革前提高30%。 　　职工们觉得有奔头了，干劲更大了。农民工陈荣才十多年前进入大渡口区环卫处打工，妻子也从农村迁来，以拾渣为业。如今，两口子全部加入公司，成了合同工人。他高兴地说：“成立公司后，干得多得得多，干起有奔头！” 　　变革二：从“政府拔款”到“市场融资”。改革之前，由于投入有限，垃圾运输设备严重老化。加上是政府埋单，一些司机很少给车辆做保养，设备磨损率高，“小病”拖，跑不动了就报废。改革后，市环卫集团通过向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债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1.37亿元，引进世界领先水平的日本新民和技术，招标采购各类垃圾运输车294辆、中转压缩设备27套，新建5座大型压缩中转站和24座小型压缩站。“方式一变，装备更新了，职工的观念也变了，设备有一丁点故障，自己就想办法维护。”重庆市固体废弃物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骆园勋介绍说。 　　变革三：从“各自为政”到“统一管理”。以前主城九区车辆“互不往来”。改革后，市区两级公司实行“三统一”（统一运输、统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