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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媒介话语建构 　　【摘要】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核心报纸上289多篇以“城中村”为标题的新闻报道所做的内容分析，试图揭示主流大众媒体在“城中村”这一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社会空间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权力关系对于这一媒介建构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文章主要回答了中国主流媒介如何再现“城中村”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城中村”如何从一个被忽视的空间演变为一个受人关注的公共问题，不同的社会权力如何影响着媒介对于“城中村”的报道内容、不同的社会权力在“城中村”这个话语场中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又是如何相互咬合等问题。 　　【关键词】“城中村”；社会建构；内容分析；媒介话语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关于“城中村”的新闻报道也频频见于报端。从城市地理的角度而言，“城中村”是指处于城市中心区或城乡结合部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它是在我国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和文化背景下,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空间。在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经验中，这种“都市中的村庄”其实并不罕见，它长期而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绝大多数城镇，然而却很少在官方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只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它才被越来越多地提上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表征体系，新闻媒介不仅为“城中村”的“出场”提供了平台，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对这一社会空间的社会建构中。这一建构过程为我们透视当今中国社会权力关系与大众媒介的互动机制提供了窗口。 　　 　　研究背景 　　 　　 　　社会背景 　　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在世界各个国家普遍存在，但“城中村”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许多学者都将“城中村”的成因归结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城乡对立的土地管理制度和户籍制度。（王积瑾　吕宏芬，2005：P104-105）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城镇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土地的产权归村集体所有,在城镇扩张过程中，政府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地方政府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的规划思路，这使得被城镇包围的“城中村”能够保存一定量的村集体房产用地和村民住宅用地，在城市中形成一座座被无形的围墙隔离起来的岛屿，这便是“城中村”由来。 　　虽然缺乏全面的统计资料，但以下几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对“城中村”的规模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截止到2005年，北京市目前有“城中村”171个，武汉市147个，广州市138个，仅武汉市目前就约有35万人居住在“城中村”。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用地需求量的提高，“城中村”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无法绕开的空间。近年来各个城市相继启动一个又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城中村’”、“消灭‘城中村’”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大重头戏。与此同时，公众对“城中村”现象的态度也从“视而不见”变为“众口一词”，“城中村”似乎成了城市疮疤的代名词，那里普遍存在的环境卫生、违章搭建、火灾隐患等问题让地方政府头痛，也让城市居民皱眉。在一片谴责声中，一些“城中村”被成功地改造成住宅小区或是商业区，另一些“城中村”依然刺眼地存在于城市的中心区，还有一些新的“城中村”正在形成于城乡结合部。 　　在以城市为主体的发展框架中，“城中村”向来被锁定在“城市发展的瓶颈”的地位上，近年来，以李培林、蓝宇蕴、项飙、王春光等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对于“城中村”的散点研究在很大程度了引发了人们对“城中村”的存在价值的重新关注。一些学者认为，村落的终结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过程，甚至也不是变更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的问题，而是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的重组。（李培林，2004：P1-10）另有学者将“城中村”重新定义为“都市村社共同体”，认为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具有鲜明过渡性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蓝宇蕴，2005：P144-154）然而，这些观点对于官方、民众以及媒介尚影响甚微。 　　 　　理论背景 　　 　　为了超越太多看似“理所当然”的常识，本文试图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对“城中村”现象进行审视。按照社会建构理论，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并不源自事物的某种自然属性，而是人类通过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日常互动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看来，形形色色的社会交往就是我们建构和分享知识体系的社会实践。因此，我们所认为的“事实”、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并不是客观观察得出的结论，而是人们无时无刻不置身其中的社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