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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1970年代 　　下放 　　 　　全家下放应该是在1968年，那时最小的弟弟刚出生不久，我不到五岁。之前我们全家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我和两个弟弟都是由祖母带着的。关于下放，最初的记忆也是最早的画面，是全家挤在一辆大卡车上，卡车沿着盘山公路一圈一圈往下转，总也不到头。我第一次看见山里的一种植物，漫山遍岭的，翠绿笔直，不知道是什么。爸爸说那就是竹子，我们用的筷子、竹椅、竹床都是竹子做的。我弄不清卡车要把我们拉去哪里，还有婆婆呢，婆婆也是从那一天开始就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掉的。爸爸说这是“吊(调)动”。我记得当时听到这个“吊”字很害怕，因为之前爸爸单位的一个伯伯“上吊”了，那家的阿姨和孩子哭得很伤心。好像天塌下来，大人们也都陷入一片恐慌中。现在爸爸也要“吊(调)动”，他和妈妈的表情又那么消沉，五岁的我便隐隐感到一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了。 　　等到在乡下安下家来，我和小一岁的弟弟很快被广阔的田野吸引住，成天在外面疯玩，根本不着家。据说直到现在，村里都还有人记得，每天天黑后妈妈提着煤油灯在村口喊我们的声音，要传出去老远。那时山里大修水库，爸爸被抽去水库工地，妈妈一人带着我们。印象中爸爸总是难得回趟家，一回来就是吵架，家里的桌子、凳子全都缺胳膊少腿，都是爸爸、妈妈大动干戈时摔坏或劈断的。我和弟弟总是在傍晚玩累了回家时看到狼藉的“战场”，才知道爸爸回来了，他们又吵架了。听爸爸说我小时候特别能干，总是背上捆着个弟弟，手里牵着个弟弟，十里八村的。哪儿都敢去玩，害得担惊受怕的妈妈总把气撒在他身上。我那时带两个弟弟去邻村玩，走累了就会在盘山公路边上候着，等到生产队里的拖拉机一出现，一帮孩子便开始在暴土狼烟中追赶拖拉机。我的能干也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先把一个弟弟扔上车，再把一个弟弟扔上车，最后自己一顿穷追猛跑，翻进车斗里去。那时候唯一的缺憾，就是家里没有牛可放，看见别的农家孩子都有一头大水牛牵着，有时还骑在水牛背上，真是羡慕。那时爸爸可能是怕我们吃脏东西得病，每次回家来都会诱导我们吃生蒜，吃一瓣好像是奖励一分钱。我和弟弟把吃生蒜赚来的钱换大水牛骑，给人家一分钱，过一过骑大水牛的瘾。这事一度成为乡间笑话流传。 　　爸爸、妈妈也闹过很多笑话。他们结婚前都是家里的老小。结婚后又有我祖母操持家务，因此下放前基本上不知怎么过日子。他们连烧饭点火这样的事都不会，全家到乡下后的第一顿饭是在铁匠炉上做的，还烤焦了。不久爸爸想种点菜吃，把大蒜尖儿朝下插进土里，浇上一桶百分百纯度的大粪，还天天盼着绿叶子长出来。乡下老表同情我们，以后每天早上路过都会在我家门口放几把菜，让我们吃现成的。 　　有时妈妈的“小姐脾气”上来，会把我们三个孩子全扔给爸爸，不管了。我和弟弟们在炮声震天动地的水库工地上，照样玩得忘乎所以。工地上有时会发生伤亡事件，虽然爸爸不会让我们看到血淋淋的场面，但我们听到死人的事竟然也会莫名其妙兴奋一天。记得有次点炮炸山前，一名民工突然想起自己的锄头还留在原处忘了拿，想也不想就去抢锄头，结果被炸死了。上面要爸爸写篇东西正面宣传这个民工，爸爸就写他为了抢救集体财产不顾个人安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工地大喇叭不停地念爸爸的文章，那个民工成了大家都要向他学习的英雄。 　　除了写表扬稿，爸爸有时带上海知青组成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去水库工地演出，我们当然也跟着。文艺宣传队队员们抱着我们三个小萝卜头挤在拖拉机里，一路又是唱又是笑，很像我后来看到的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的场景。到晚上，爸爸也不会给我们洗，等我们玩累了，困了，就把我们放在大通铺上睡成一排。妈妈说等到我们回家后，她要用大棕刷子抹上肥皂刷好几天，才能把我们姐弟三个脚上、手上、身上的污垢彻底刷干净。 　　我的小学学历是一本糊涂账。小学一年级好像是在村子里上的，也是带着两个弟弟。学校好像只有一个老师，一个教室。要不就是只有一个年级。上课的学生都带着弟弟、妹妹，老师是个整天戴顶帽子、脸上总笑嘻嘻的男人。记得每次山区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时，我们会兴高采烈站在教室外拍手喊：“落雨出日头，雷公打Kai头(瘌痢头)!”这时老师的笑容便从脸上消失了。 　　离开农村后很多年我还经常在梦里梦见蛇，有时还是成堆成堆的蛇在梦里蠕动。上大学后啃弗洛伊德理论，他的解释让我很不以为然。我当然知道自己反复梦见蛇的原因，那是因为小时候在农村见到的蛇太多啦，挥之不去啊。那时妈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睡觉，半夜就能听见????的声音。惊恐失措的妈妈总是强行把我这个老大弄醒，让我陪她在昏昏沉沉的光线下，眼睁睁等着一条蛇蜿蜒而去。有一回妈妈炒菜，一条蛇自梁上滑落，掉在锅里，妈妈和我们三个孩子四散奔逃。还有家门口的石板台阶底下，不知怎么永远藏着那么几条小蛇，一翻一个准。上中学后，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冬天的，老师领着我们，不厌其烦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