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中国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pptVIP

第三讲 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中国）：以德治国还是以法治国？ 一、中国古代儒家和法家的“礼”与“法”关系争论 （一）“礼”与“法”的含义 “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礼记·礼运》描述了礼的起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祭祀过程中，必须按照“礼”所规定的程序仪式去作，才能表达出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心，神明才会接受供物。否则，不仅不能讨取神明的欢心，反而会惹怒神明，受到神的惩罚。因此，“礼”不仅带有神秘性，而且带有强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礼”可以称之为原始社会氏族中的规范，并由此进而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 “礼”的外在形式是仪式，即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程序规范社会的各种秩序，再现“礼”的精神内核。祭天祭祖、岁时祭典和其他政治仪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礼仪中的等级规则决定了集体内部的交往秩序；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仪式及其他各种人生礼仪和节日庆典仪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春祈秋报及其相关节候性祭典与各类生产仪式，构成了农业社会中的经济秩序。 作为一种较为严格的社会制度，真正成熟的礼制，是在周公的时代才建立。 周代礼制的核心，是确立血缘与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建立社会的秩序，将划定血缘亲疏远近次第的“家”和确定身份等级上下的“国”重叠起来，其特征即在于 “辨异”。荀子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又云：“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因而，“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也是“王道之大者也”，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组织结构和行为准则。 总而言之，“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是一个建构完备的制度与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包含了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维护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孔子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法的古体为“灋”，《说文·廌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而廌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表述的：“廌，獬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象形从豸。” 以象形文字的特殊构造向人们展示了法的含义：1、法是通过裁判而向人们宣布的一种的行为准则。2、法是当人们发生纠纷时由廌主持的一种裁判活动，是一种神明裁判。3、法是具有特殊强制力的行为准则，谁违反了法，必将受到制裁。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法”一般只含有以刑罚惩罚犯罪，以求得社会公平正义之义，故而往往与“礼”对称，与“刑”连称为“刑法”，自然偏重于刑狱律例方面。 （二）儒家关于“礼”与“法”关系的认识 以先王之礼为法的价值尺度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耻且格。” ——《论语·为政》 孔子推崇礼治，重视德政，强调“为国以礼”，汲取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注重教化，认为“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应当以“德治”为根本，教化为目的。 在孔子那里，先王礼乐制度的传统也就是“法”的传统，“礼”的秩序也就是“法”的秩序。他所说的“克己复礼”，实际上就是要恢复传统的、上承有自而充满仁德的的秩序，故而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正因如此，孔子将“礼乐”作为运用刑罚的指导、刑罚得当的前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好的法律应当体现并且维护“礼”的精神（如仁爱、孝道），因而，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即是对抗当时株连亲属的不人道法律原则的，强调了血缘亲属及孝道的价值 孔子主张先礼后刑,先教后杀，“不教而杀,谓之虐”，对人民采用礼义教化的方法，比单纯用刑罚有很大的优越性。这样,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还会心悦诚服地遵守法律与秩序。而且，如果对人民不得已而进行惩罚时,则惩罚本身也必须有一个标准与限度,才能发挥刑法的应有效能与作用，因而孔子一向批评重刑主义,反对统治者对人民滥施酷刑。“以礼为主,礼刑并用”。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