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晚期诗风之嬗变.docVIP

浅析白居易晚期诗风之嬗变 唐佳　泉州华侨大学 ?　　一、白居易前后期诗风对比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大诗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两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这两类诗其实也是他前后期作品的代表。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大异，也就是说白居易晚期诗风较之前期发生了巨大改变。 　　他的前期作品为劳动人民的痛苦而呼吁，同时对于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统治阶级予以谴责。其诗歌目的只有一个，即“补察时政”。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他创作了大量反映民众疾苦的讽喻诗。但晚期他把写作重点转移到身边琐事上，写下了大量吟咏个人闲适情怀，甚至表现自己沉缅酒色的诗作。其时之诗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之又浅、俗之又俗。苏轼说“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之俗，主要就表现在这里。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他在青年时代刻苦读书，终于靠科举走上仕途。元和三年与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这一时期是他政治热情最高时，“有翎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大量讽喻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也正因为此，他招来权贵的仇恨、皇帝的疏远，几经贬谪。元和六年，因母丧而回乡守制，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余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心中早就存在着的佛老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元和十年，因为所谓的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被贬让他痛彻心扉，并成为他诗风明显转变的契机。他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从元和十三年起，他开始平步青云，节节高升。武宗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 　　二、晚期诗风形成与时代的关系 　　要谈白居易晚期诗风的形成，必须要联系当时的整个时代。唐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见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各霸一方。宦官掌握禁军大权，无恶不作。统治阶级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我们知道，白居易本是希望通过讽谏来改革弊政的，但无论是谏书还是谏诗，都不仅不能奏效，反而招来罪责。他的寄希望于皇帝纳谏以革弊政的理想在现实面前幻灭了。白居易的诗歌讽喻说夭折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淡泊平和、闲逸悠然情调的闲适诗。这就是白居易晚期诗风的代表作了。 　　三、白居易的士大夫情结 　　白居易出身于地主阶级，而后服务于封建统治者。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衷心是无庸质疑的。他在做谏官时确实颇为刚直，可谓“谏纸盈箱”。而等到元和六年四月以后他不再做谏官，他的讽喻诗就减少下来。推究原因，大约是因为讽喻诗只是变象的一种谏书，他既然不做谏官，讽喻诗也就可写可不写了。可见他只是对统治阶级负责，并不是真正地为人民负责。而且他身上本身就有士大夫情结，那就是对安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具有各种各样的闲情雅致和因袭的审美情趣，同时又从时代的演进中学会一种可进可退、从容机智的人生哲学。不论是身处逆境，抑或身处顺境，他始终以“适”作为向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以“适”调整心理平衡。这种精神追求在他放弃早期政治理想时更显突出，于是“闲适诗”充斥其晚期创作。 　　长庆元年以后，他官运日益亨通，地主阶级的庸俗满足感越来越强烈，与早年那个“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白谏官简直判若两人，他再也不讳言自己的世俗，并视之为理所当然。 　　他晚年的诗中，差不多处处提到高官厚禄的满足与得意。他沉酒于酒色之中，万事不关心，惟逸乐是寻。经常出现在他诗中的是一种满足和炫耀的情绪。有多少钱，有什么妓妾，拿这些对比其早年“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的讽喻诗，真让人怀疑此白非彼白了!这与他晚年崇信佛老有密切联系，但更可见出他具有地主阶级的封建腐朽人生观，庸俗且自私。这可能跟他晚年在杭州、苏州、洛阳等几个当时的商业大都市长期做官，而且所到之处，寻欢作乐不无关系。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说“元轻白俗”，是非常中肯的。在白居易的晚年，他果真俗得彻底。 　　四、白居肠人生信仰的转变 　　唐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可以并行不悖，白居易这位诗界的“广大教化主”就是三教融合的典型。他在早年无疑是孺家教义的奉行者，他积极人世，关注民情，确有“达则兼济天下”之心。但人人晚年，所经世事沧桑，人生变化无常，他的信仰发生变化，由孺者蜕变为一位居士，一位道家门人，实为明哲保身之举。当然这种变化也可被他粉饰为儒家的处世之道—“穷则独善其身”，但他的身上确实被打下了佛老的深深烙印。 　　1.白居易的道缘 　　白居易在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