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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长与亚洲与谐外交 　　中国正处在其历史上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崛起期，而这也同时是亚洲的崛起期。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促进这一活力向亚洲的扩展，追求亚洲的连动发展，成为这一地区有识之士热烈讨论的主流话题。2006年早些时候在东京举行的“日中产学官交流论坛∶中国的大城市群与东亚经济圈”上，来自中日两国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展望。 　　 　　亚洲经济进入连动发展时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1/4世纪里，实现了平均9%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其结果是，中国从一个封闭贫穷的国家跃进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位贸易大国。GDP的规模也跃升为世界的第四位。2005年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GDP首次超过了2兆美元。 　　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副教授认为，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从结构上看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大分工、大交流型的发展，特别是与东亚区域内的分工非常密切。东亚各国分工的深化导致东亚区域内贸易率从1980年的34%上升到2004年的55%。 　　第二个特征是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巨大化。从地理上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向大城市群急剧地集中。2005年三大城市群创造了中国GDP的42.4%和出口的77%。 　　第三个特征是大规模利用世界资源。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能够获得利用世界资源的国际环境。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以三大城市群为中心，利用世界资源的规模正在急剧地扩大。例如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始于1981年，到2005年其规模已经达到了27,500万吨。近年石油的进口也在剧增，2005年达到12,700万吨的规模。对世界资源的大规模利用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虽然进口了大量资源，但是中国的人均能源以及铁矿石的消费量还很低。中国对世界资源的进口今后还会持续增长。 　　日本今天的经济结构有着与中国经济相似的特征，而且中日经济正在不断地深化分工和合作。2004年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成长的中国市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复苏的重???因素。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也在中国创造了超过1000万人的工作岗位。 　　周牧之据此认为，中日经济已经进入了互相依存的时代，中日两国的经济都在从以国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开放经济进行转型，“鸦片战争以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感不断降低，直到今天亚洲才重新开始增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感，在这背后亚洲各国经济的互相连动和分工合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长、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很认同周牧之的观点，他列举数字说，2004年亚洲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4%，综合许多资料可以预测，到2030年亚洲占世界GDP的比重将超过50%，“在1820年，中国、日本和印度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超过了50%，也就是说，在这以后的近20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两百年后的亚洲正在重新向超过世界GDP50%的时代复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先生曾提出著名的“雁行模式”：即把亚洲国家的发展比喻成大雁的飞行，以日本为领头，其次是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东盟等依次梯队发展。 　　寺岛实郎说，过去有很多日本企业接受了这一理论，制定了从东京放射状看亚洲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日本企业大多认识到亚洲今天进入的是一个连动发展的局面。日本领头牵引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错误。中国、印度、东盟各国都有着各自形态不同、大小不同、性能不同的引擎，牵引着经济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各国发展互相连动，所以今天的日本企业在中国设厂时，已经不再是用如何从日本的本社提供零部件这种思维来设计它的供应链，而是进入了以在中国的工厂如何实现最恰当的零部件供应、最恰当的市场供给为核心的发展阶段。” 　　寺岛实郎提出了一个“大中华圈”的概念，其所指包括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和华人人口占78%的新加坡。日本目前对大中华圈的贸易比重高达28%，而对美贸易比重不到18%。他说，日本现在陷入了头脑和身体分离的状态。所谓的身体也就是日本的下部构造已经进入了与亚洲，特别是与大中华圈不可分割的时代。但是脑袋，也就是上部构造的90%以上还是偏重与美国的关系。虽然日美关系很重要，但如何深化与亚洲的有机连动是日本的重要课题。目前日本的脑袋处于昏浊的未整理状态，而身体却已经发生了质变。这使日本迷失了对未来的方向感。 　　 　　繁荣和紧张的亚洲海洋 　　 　　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的对外开放性。周牧之说，历史上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对外开放的大都市，例如唐代的长安，作为丝绸之路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