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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摇滚刀子一样力量 　　2011年1月，年届五十的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尝试了摇滚和交响的跨界混搭。“20年前我说过，摇滚乐像一把刀子，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生存的土壤已经改变，但摇滚乐却依然像一把刀子一样有力量。” 　　反抗：青年文化的关键词 　　 　　 　　事实正是如此。半年前的北京，一场名为“怒放”的摇滚演唱会同样引起巨大的轰动。中国摇滚黄金时代的歌手如崔健、汪峰、许巍、张楚、唐朝、黑豹等悉数登场，再加上有Beyond、齐秦这样的知名港台歌手捧场。 　　究其由来，“怒放”一词源自出版于1993年末的《伤花怒放》一书，这是一本从音乐社会学角度探讨西方摇滚乐的学术专著。其严谨的考察姿态、翔实的资料和完整的内部逻辑，使得它即使放在今天也颇具学术价值。显然，面对彼时恰逢青春期“野蛮生长”的中国摇滚来说，其严肃的探讨、频频闪现的学术词语显然过于深奥了，但仅凭“伤花”、“怒放”这样石破天惊的命名和对“摇滚”极其正面的探讨，在资讯匮乏、意识形态相对单一的年代，就足以代言了一大部分青年的心态，影响和拓宽了无数摇滚音乐爱好者的视野，也恰如其分地走在90年代内地摇滚乐繁荣的潮流前端。最近该书第三版的加印，似乎也再次证实了其强大的气场和生命力。 　　郝舫在这本书中概括罗列出九种摇滚精神：摇滚要求自由；摇滚参与革命；摇滚超越道德；摇滚躲避意识形态；摇滚挺身反抗贝多芬；摇滚无视国界；摇滚崇尚激情；摇滚反抗上帝；摇滚质疑理性――当然，这针对的是西方摇滚。1955年，当比尔?黑利的一首单曲《RockAroundTheclock》像贝多芬的命运之手一样敲开摇滚乐的大门时，谁也没想到这是世界现代音乐史的一场革命性变更的开始，谁也未曾想到摇滚会承载如此丰富而深远的意义。 　　西方的摇滚乐发展到现在，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刚刚起步时那种相对狭窄的界定范围内腾越而出，逐渐散漫成文化的光环，广泛地表达着这个时代的理念与感情。从广义上讲，它已成为一种书写自我，表现某种观念的极为普遍的手段。 　　毫无疑问，中国摇滚虽然与西方的摇滚乐存在着一??血缘关系，但是却显然没有西方摇滚乐如此繁复、庞杂的主题。因为储藏在我们听觉记忆中的，只是一个比较清晰、同时也比较抽象的声音：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变体。这就造成了中国摇滚题材的相对狭窄。 　　究其本质，这也毫不例外的是时代的产物。当青年的灵魂，通常也是敏感的灵魂，不断经受成长挫折、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经受了外界的重压，迷茫、徘徊时，他们对事物的最先反应就是反抗，而很少达到超越。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摇滚乐在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报刊、广播、媒体就竞相把它描述成一种反传统的工具，一种启蒙的声音，一个诉求的平台。乐手们在“扒带”、“翻唱”、“模仿”，而记者、非专业的乐评人、文人更多地是在倾听之后描述，并且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把摇滚乐重新塑造成为一种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建制的手段。 　　变化：摇滚的自我寻找之路 　　 每一个中国人在近30年间所感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变”，这种变化甚至连年轻人都会有落伍的感觉，它从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以及审美情趣上都在一天天地改变着，“变”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变”。这一切的改变源于社会的两个动力：市场行为和青年人的期待。当这二者在社会的某一坐标点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推动生活方式改变的动力，从外在的言语、发型和行为到内在的心理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对我们这个悠久的传统造成一次次的冲击。年轻人在用各式各样的具体事物来向人展示着他们的新一代标准：时髦打扮、早恋、轰趴、同居、网络游戏、飙车…还有摇滚乐。 　　在摇滚乐对青年的影响中，很多影响是来自西方摇滚乐而不是中国摇滚乐。几十年前，当ROLLINGSTONES(滚石乐队)、BEATLES(甲壳虫乐队)站出来的时候，是全世界都动荡不安时，人们需要有一种声音出来替大众说话，替大众宣泄情绪，于是，他们找到了他们的生命与音乐的意义。 　　近十年后的中国，随着1999年北京摇滚圈“北京新声”“浪潮”和“无聊军队”的集体亮相，一大批诸如花儿、新裤子、地下婴儿等“第三代”新晋乐队获得了大量的叫好声。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第一代独生子女群”，对于社会、家庭、个人的所谓“前程”似乎没有什么顾虑，他们更为彻底、坦率地关心自己今天的生活。在嘈杂的朋克乐中他们找到了答案，学会了如何以自己的方式生存。而在他们眼中，老一代的摇滚元老无非是些要供奉的标本，他们甚至用《谁是崔健》这样一张暗藏着不屑的翻唱专辑来表达致敬。 　　新世纪里，中国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抗性与颠覆性在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更浓厚的娱乐性。摇滚乐在一方面改善了它的外部生存环境，与社会达成了越来越多的一致，同时在另一方面，它被商业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