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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一个国际性对比观察 　　 　　林重庚：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1980年起负责组织世界银行在中国的项目。1985年组建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并担任第一任首席代表直至1990年。1990年，任世界银行西非部主任。1994年初，负责组建中国国际金融公司（CICC），并任首席执行官。1997，任世界银行印度局局长 　　 　　对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来说，对东亚成就的最好解释似乎就是，它是神的一种作为，而不是被看作优秀政策与辛勤劳动的结果。 　　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时总是遇到一些难题；中国根本不符合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的标准处方。因此，他们经常有意识地不去注意它。关于这一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93年世界银行关于东亚的题目为《东亚奇迹》的报告。中国代表了东亚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世界银行本身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已经有了10年多的时间。尽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篇报告的作者们却有意识地忽略掉中国的情况。甚至是该报告所涵盖的东亚国家的经验，也和西方经济学家们中间正在出现的标准处方不完全一致，这种标准处方后来被称作“华盛顿公论”。因此，作者们把这本书命名为《东亚奇迹》。奇迹不是人力所为的，它是神力干预的结果。 　　在我看来，20世纪80年代最经常使用的那句话是对中国改革的最佳描述：“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的特征一直是实用主义的，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对它的总结。对改革问题的反应是根据中国的条件和能力，而不是任何经济理论或者原理。当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限制，但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下，实用主义一直都是指导性的原则。今天，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实用主义原则不以为然，但是太多进行改革的国家都奉行了书本上的教条或者外部的意见，而没有充分考虑它们自己的能力和条件。 　　这是一个审慎的战略，它认识到了中国的条件，也认识到了改革并不存在经过证明的公式。我记得1982年在浙江莫干山的一次会议上，人们进行过是选择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的争论。最后，该会议，甚至包括外国的与会者们，都一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没??多少犯错误的余地，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它只能进行审慎而渐进增长式的改革。如果追求大爆炸式的战略，那么出现失误的后果可能是整个人口无法忍受的。10年之后，我们在俄国的经验中为这种担心找到了十足的理由。 　　 　　过去20年中印度和中国改革的对比 　　 　　1980年，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印度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处在和中国大约相同的水准上。两个国家里数量巨大的人口，特别是贫穷的大多数，过去居住在农村地区，现在也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因此，改革需要从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开始，或者至少是以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为基础，这种增长和发展将导致农村人口中收入的增长和贫困的减少。如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这是中国的经验，在那里，农村地区迅猛的收入增长引发了增长和改革的良性循环。 　　尽管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但是印度从来未能引发过这样的良性循环。首先，农业未能成为改革的发射台。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好几个原因。 　　第一，印度激励制度的扭曲程度绝对不像中国改革之前那样严重。中国的扭曲严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对这些扭曲的纠正导致了增长的爆发。而印度则不属于这种情形，因此农业对改革的反应受到了远远大于中国的限制。 　　 　　第二，在改革的初期，印度没有像中国那样从对农村地区的巨大投资上获得益处，包括灌溉、基础设施和土地开发，这些都是在改革开始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发生的。或许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农村人口中人力资源的开发水平远远低于中国。1980年时，非文盲在印度所占的比例低于50%，女性非文盲的人数只占男性非文盲的一半。只有稍微过半的人口能够获得安全用水，而健康指数更接近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水平，而不是亚洲人的水准。因此，印度农村人口利用农村收入增长的能力受到了大得多的限制。 　　印度在刺激农业快速增长方面缺少能力，这意味着农村的贫困状况只会以非常渐进的方式得到改善，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广泛而持续的贫困给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着政府提供津贴。因此，印度也出现了关于基础商品的双轨制，比如粮食、化肥、水和电力，但是其方式很不同于中国。除市场价格之外，联邦政府和省政府还提供大量的津贴，向穷困家庭分配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如同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滥用和漏洞现象非常普遍。 　　这些反贫困计划无法接触到贫困人口，这很快就为人所知了。并不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很少采取行动去改变它们，因为真正的受益者经常是管理这些计划的同一批官僚主义者们以及具有强大政治纽带的既定利益集团。此类计划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最终拖垮了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随着时间的推移，向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提供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