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抒情性到叙事性诗歌“知识型构”转换.docVIP

从抒情性到叙事性诗歌“知识型构”转换 　　摘要：叙事性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被称为当代诗歌的一挺“审美转向”。本文清理叙事性观念的产生和演变，辨析对它的误解。本文认为叙事性并未改变诗歌的抒情性品质，而是在社会转型中，在对现代性诗歌观念的接续和回应中，实现了诗歌“知识型构”的转换。 　　关键词：90年代诗歌；叙事性；知识型构 　　中图分类号：1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5-0096-06 　　 　　尽管有关20世纪90年代诗歌(以下简称“90年代诗歌”)叙事性的讨论日见增多，但很少有人对叙事性是什么作出明确回答，有的学者干脆予以回避。其原因之一是，人们一开始就对叙事性的命名提出质疑，主张以“兼容性”、“戏剧性”或“综合性”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对其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逐步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比较具体和直接的界定，出自诗人孙文波。他认为，叙事“能具体到对一次谈话的记录，也能具体到对一次事件的描述。……使一切具体起来，不再把问题弄得玄乎，一方面强调某种一致性，一方面注意依据自身经验使诗歌在结构、形式，甚至修辞方式上保持独立性，这无疑是90年代诗歌的显著之点”。又说：“‘叙事性’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以及对于诗歌的功能的理解：通过把诗歌引向对于具体事物的关注，从细节的准确性人手，使诗歌在表达对于语言和世界的认识时，获得客观上应有的清晰、直接和生动。”虽然这些表述并非严谨的界定，但在“90年代诗歌一个非常重要的诗学命题”、“当代诗歌的一次自我革命”、“当代诗歌的重大‘审美转向”’诸多评价下，叙事性跻身于90年代诗歌重要“发明”序列，并与此前、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诗歌(以下简称“80年代诗歌”)的抒情性形成对垒。 　　按照利奥塔尔的观点，后现代状态下知识的特征之一是：“发明总是产生于分歧中。……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它的根据不在专家的同构中，而在发明家的误构中。”可以说，叙事性既是90年代诗歌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提出和确立90年代诗歌理论形态和诗学特征的“发明家”的“误构???。所谓“误构”，一方面是指某种“发明”必然具有的“差异”和“不可通约”性，一方面表明它常常是“发明家”根据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作出的理论观点的即时调整。与“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中年写作”等命名一样，叙事性最初也是由诗人提出；诗人而非理论批评家的身份“允许他讲出非常的、耸人听闻的观点，但主要基于憧憬而非主要基于判断的观点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虽然其实未必，非常的、危言耸听的观点往往意味着文学风尚和文学历史的逆转”。诗人的混合着“憧憬”和“判断”、杂糅着感性体验(当他写作时)与理性体认(当他思考写作时)的零散而非系统的观点，之所以有预示文学风尚“逆转”的可能，是因为他长期投身于写作，并在专注的写作中寻求变化，以与过去或同时代的诗人、也与过去的自我拉开距离。问题是，在90年代诗歌中，为什么是抒情性的歌唱一再受到压抑，而对叙事性的铺陈的欲望不可遏止?从抒情性向叙事性的过渡，对于现代汉语诗歌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社会转型中诗与现实关系的重新聚焦 　　 　　首先，叙事性观念的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有着密切联系。发端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诗人的写作面临巨大考验。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依然强大，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大潮而产生的商业话语，使大众文化平步青云，诗歌及其他高雅艺术则被冷落一旁；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商业话语的“合谋”所形成的新型意识形态话语，对诗歌写作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高压和钳制。20世纪90年代社会的复杂多变及其对个人生存境遇的改变，使诗人感到原有的写作大都失效，如果听凭写作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则无异于精神的死亡。诗人要么放弃写作，要么任由写作被阻隔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之外自生自灭，要么寻求新的言说方式而使诗歌恢复对现实的承担和发言的能力。 　　其次，叙事性得以产生的诗学理由，更多地是与诗人对时代变迁的感应、对个人写作经历的反省、对新的语言可能性的尝试紧密相关，也与成熟、客观、冷静、机智等所谓“中年”的生活阅历和现实态度扭结一团。在诗人眼里，叙事性“使诗歌从一种‘青春写作’甚或‘青春崇拜’转向一个成年人的诗学世界，转向对时代生活的透视和具体经验的处理”。。在这方面，孙文波、西川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孙文波早期从诗与现实关系的角度，认为叙事性可以推动诗歌更好地实现既呈现又提升现实的责任。其后，他将注意力由诗“叙什么事”转移到“如何叙事”上：叙事性是诗歌的一种叙述方式，不同的叙述方式决定着诗歌独特的话语构成即“话语空间”，诗在其中体现着既贴近又高蹈于现实的风姿，不即不离又若即若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