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法不隐”到“史权”史学家在历史建构中反思.docVIP

从“书法不隐”到“史权”史学家在历史建构中反思 　　摘要:历史和现实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书法不隐”到“史权”的提出，是历史学家对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之间不断反思的结果。这种反思，包括内与外两方面。它将促进史学理论的不断进步，促进历史学社会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书法不隐;实录;史家三长;史德;史权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44-02 　　 　　一 #65380;“书法不隐”与“实录” 　　 　　“直书”精神是中国史学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首先，了解一下先秦#65380;秦汉时期对“直书”问题的认识。《左传》宣公二年载，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孔子对此评论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又《左传》襄公十四年载，齐太史书:“崔杼弑其君，杀三人而书者踵至。”后世史家遂将“直书”传统之渊源追溯至“书法不隐”，将齐太史#65380;南史氏和董狐奉为秉笔直书的楷模。然而，“书法不隐”作为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与“直书”有着深刻差异，同时又具有内在联系。从“书法不隐”到“直书”变化，体现了中国传统史学“求真”原则的自觉与形成。这也应该是史家在认识历史的“真”与“不真”之间的首次权衡。 　　“书法不隐”是先秦史官的书事原则，其内涵是由先秦“国史”及其“书法”的性质与功能所决定的。先秦史官在记录史事时，遵奉着他们看来是国之“大本”#65380;“大经”的“礼法”为基本标准，“君举必书”，在陈述史事的同时，“寓褒贬义”，“明善恶”，向人们表示一定的行为准则，以维护邦国#65380;家族的安宁长久。这种“书法”便是当时的价值评价标准。 　　秦汉时期，班氏父子对《史记》得失评论时，提出“实录”观念，随着修史过程中“直书”与“曲笔”激烈斗争，“直书”#65380;“实录”成为衡评史家#65380;史著的主要标准，被历代史家强调和论述。班固在论赞中引用其父班彪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说:“然自刘向#65380;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吏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直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可见，实录的标准在于文直，即史文“质直”的表述史事。“不虚美，不隐恶”，即是如实记载历史事实。 　　两汉以后，史官修史日益制度化，成为皇朝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密切关系。东汉末年，荀悦就提出要建立完备的史官制度:“(上古史官)君举必书，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弥彰，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之史官，掌其典文，记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2]记言载事之史家遂被赋予特殊而崇高的政治职能，即通过善恶必书，而惩恶劝善，对现实政治加以监督#65380;规范和制约。 　　 　　二 #65380;“史家三长”与“史德” 　　 　　魏晋南北朝#65380;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思想领域的变化，都在史学的发展中有所反映。这时期由于门阀政治兴盛，促使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和姓氏之学的兴盛，谱牒之学成为该时期史学活动的时尚。“自隋唐而上，官有薄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薄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3]。唐代，随着史馆正式设立，这种官修史书的弊病更加突显。刘知几曾对这种“权门干预#65380;十羊九牧”发出“头白可欺，而汗青无日”[4]的感慨。中国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理论著作--《史通》就在此时产生。 　　刘知几还就史家修养提出独到见解。在《旧唐书?刘子玄传》论述道: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也。尤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是骄主贼臣所以知其俱，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叼居史任，自古以来，能赢见斯目者，罕见其人。”[5] 　　这段叙述，“刘知几明确提出才#65380;学#65380;识的三个史学理论范畴，阐述了三者之间关系，把才#65380;学#65380;识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并确定为史家素养标准。把史家素养问题提到更加自觉地理论认识高度，对促进史家自身修养和史学进步都有积极作用。”[6] 　　到清代，章学诚对史家修养问题提出更高要求。他认为史学只讲才#65380;学#65380;识是不够的，还当讲史义与史德。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即史学家的思想修养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为著述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