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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彬杂技给了我一双完整翅膀 　　何晓彬匆匆行来,依然保持着不错的身材,依然残留着些许家乡口音,依然清爽干练犹如阳光男孩。坐定后,他很快进入状态,思维极敏锐,对语言的把控也是难得的精准。 　　他,山西人,国家一级导演、中国杂技团总导演,参与编导的多部杂技作品曾在国际顶级赛场上折桂。网络上,有人概括性地称他为“极富才华的青年编导”,也曾有人说他是“行走在舞蹈和杂技之间的人”。 　　 　　成长,是一个探梦的过程 　　1993年,从山西艺校(现为山西省职业艺术学院)毕业后,何晓彬进入山西歌舞剧院成为一名舞蹈演员。这是当时的“最高选择”,意味着是“好学生”才能享受的优待。当年,山西歌舞剧院在全国是响当当的一块牌子,其推出的《黄河三部曲》对中国舞蹈界和文艺舞台有着强大的渗透力。 　　迈出这“顺理成章”的一步,何晓彬在山西歌舞剧院一呆就是6年。从初入社会的青涩到适应了演员的职业生涯,何晓彬渐渐生出一些“不满足”,“ 每天练功、排练、演出,东奔西跑。我10年以后还是这样吗?”内心深处总是有一股力量蠢蠢欲动,“老觉得自己还有某些能力,能够更好。”但具体是什么,自己也懵懂一片。 　　何晓彬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工资为“103块”,在90年代,这个收入还说得过去,但他却将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当时,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炒更,通俗点说就是“炒夜场”“跑舞厅”。晚上到酒吧、演艺场表演,薪酬当日结算。但在那个年代,舞蹈演员的矜持让人很难“放下架子”,何晓彬左思右想,终于说服了自己,“无非跟以前的堂会一样。”一天挣50块,一个月就是1500块,“比全家的收入还多。”于是,何晓彬的生活变成了白天在团里工作,晚上下班之后去夜场。钱包迅速鼓了起来,但没过多久,何晓彬又遁入空虚之中。 　　1995年,两个机会同时落在了何晓彬头上:山西艺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山西舞蹈编导大专班,与此同时,中国武警文工团也正在山西招生。两场考试,何晓彬均榜上有名。“到北京当演员还是在山西上大学?在歌舞剧院当演员的时候就有怀才不遇之感,去北京对我的诱惑也很大。”最终,何晓彬选择了继续深造,成了业内赫赫有名的张继刚的学生。 　　与此同时,跑夜场的创收工作还在继续着。鼎盛时期,何晓彬发展了一支17人的小分队,后来成为何晓彬爱人的张瑞静也是其中一员。他本人也从跳舞转为唱歌,大学期间颇为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比赛。成绩最好的一次,作为山西赛区的十强到北京参加了决赛,并全国巡演了长达3个月之久。 　　毕业时,25岁的何晓彬再次面临抉择。母校和山西歌舞剧院都想留住他,但当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在毕业晚会上相中何晓彬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原因很简单,只是希望在更广阔的天空中翱翔。 　　 　　结缘杂技 　　1998年,何晓彬正式踏上了自己的编导之路,并开始与杂技亲密接触。在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的5年中,对杂技知之甚少的他渐渐了解了杂技的属性,对杂技的认识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杂技给了我一双完整的翅膀。以前我是单纯的舞蹈演员,后来成了单纯的舞蹈编导。接触了杂技后,左边是舞蹈,右边是杂技。深入到杂技中,更加丰富了编导的内涵。” 　　另一个收获便是“思想上的飞跃”,从内地城市来到沿海开放城市,眼界更开阔、思想上也更为松弛,有利于吸收营养。物质生活得以保障,何晓彬在崭新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军内双拥晚会的总导演是张继刚老师,每年都会抽调何晓彬参与编导。这样一来,何晓彬总是频繁出入北京,一年中甚至有半年时间都呆在这里,与文化中心的创作“接上了档”。“ 在北京感觉神清气爽、身心愉悦,天是我的,地是我的,有家的感觉。”到北京去,成了何晓彬心中的一股暗潮,时隐时现地涌动着。 　　2003年,何晓彬和爱人双双转业,两人积极筹划下一步如何走。正在这个当口,中国杂技团团长李恩杰慧眼识珠,力邀夫妇二人加入。在何晓彬心中,李恩杰不是杂技的传统守旧之人,充满了开拓创新的原动力。何晓彬着重强调了一点:“编导不能闭门造车,一定要放出去,更加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不要限制我上班不上班,不要限制我干活不干活,只要说这个东西什么时间要,要什么样的,不要管我怎么干。这样我的身心才是满足的、丰富的。非但是对我好,也是一个真理。”李恩杰略一思索,答应了何晓彬的要求。 　　何晓彬心中一动,“越这样对我,我反而给自己立了标准。一定要提前做到自己满意了,明天漂漂亮亮地端出来,这样才配拥有这种自由。”同时,他又作出一个承诺:“只要我在中杂从事杂技创作,绝不会给别的杂技团创作,否则无形当中跟本团是一个竞争。” 　　 　　赋予杂技强烈的作品意识 　　多年来,杂技人恪守着传统的艺术理念和家传身教似的艺术方式,面对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杂技必须作出改变。 　　何晓彬认为,现代杂技作品最重要的是必须具备“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