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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有效路径 　　【摘要】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对于政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要最大限度地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性,需要寻求能够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有效路径。当前,需要在法律路径和技术路径的基础上再开辟出教育的路径来促进工作人员廉洁。 　　【关键词】政府工作人员 廉洁 路径 　　 　　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不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提出廉洁的要求。但是,并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都能够实现保证其工作人员廉洁的目标,反过来说,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问题几乎是困扰所有政府的“顽疾”。历史上看,统治型政府通过行为层面上的途径是无法实现其官吏廉洁的目标的,近代管理型政府在制度层面上寻找到的法律和技术两种路径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当然,在可见的未来,要完全消除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追求最大限度地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目标,这就需要寻求能够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路径。 　　统治型政府追求官吏廉洁的路径 　　从历史上看,如果我们把农业社会那种王朝治理形态称作为统治型政府的话,那么,这种统治型政府对其官吏的廉洁要求是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的:其一,运用道德教化的手段去强化善恶意识、增强忠君事主观念;其二,通过奖惩而立规矩。 　　根据我们对历史的模糊印象,宋代重教化而官员有德无能,明代重奖惩却导致贪官杀而不绝的结局。总的说来,统治型政府是无法实现其官吏廉洁的目标的,无论统治型政府走了上述两条路径中的哪一条道路,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更不用说能够找到把这两条路径加以结合运用的方式了。从逻辑上看,统治型政府往往以道德教化开始,以严厉惩罚终结,也就是说,在道德教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选择了杀戮。 　　如果从制度和行为两个层面来观察廉政建设的问题,我们发现,统治型政府把对其官吏的廉洁要求寄托在行为层面上,无论是道德教化还是奖励惩罚,都属于行为层面上的努力,即通过这两类行为去获得官吏廉洁的结果。 　　近代管理型政府促进工作人员廉洁途径的局限性 　　与统治型政府不同,近代以来的管理型政府是在制度的层面上去寻找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路径的,而且在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找到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从结构上看,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一项有效的设计方案。但是,如何定义权力?权力的性质和边界是怎样的?权力之间如何实现相互制约……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求助于法律。所以,是由法律来确立一个廉政的框架,让政府工作人员的法律框架下和依据法律的规定去把握廉洁的尺度,然后,辅之以追究制度,即对失于廉洁的行为加以追究。我们把这条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路径称作为法律路径。 　　从过程来看,实现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目标是体现在一系列管理过程中的,是通过监督、控制、职位和岗位责任的确立、职位和岗位与人的结合方式等技术的应用来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我们把这条路径称作为技术路径。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的政府发展出两条促进其工作人员廉洁的路径,那就是法律的路径和技术的路径,它们具有现代性色彩,具有科学的特征,是可操作的。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状况都与其期望相去甚远,只不过在有些国家好一些,而有些国家则差一些。可见,法律的路径和技术的路径并不足以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还需要得到另一条路径的补充。事实上,如果对这两条路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从法律的路径来看,就权力制约权力的设定而言,仅仅是原则性的,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政府中普遍存在着所谓“行政秘密”,这种“行政秘密”是另一种权力的持有者无法认识、理解和把握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代国家无一例外地需要在政府内部再设立相关的监察部门,以求政府内部有一个能够认识、理解和把握“行政秘密”的部门去纠正与廉洁要求不符的偏差。这样一来,不但产生了一个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如何与政府外部权力机构间的配合和协调问题,而且,监察部门在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问题上也需要依法进行。虽然,如果法律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作出了细致的规定可以取得政府工作人员廉洁的效果,但也会束缚住他们的手脚,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动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中,许多问题的解决是被寄托于政府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创新行为之上的,如果法律的规定过于严苛,消极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法律的规定过于宽松,为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其权力就会受到滥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问题就会出现。这样一来,不仅政府外部的权力机构找不到加以制约的着力点,即使是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也无能为力。 　　就技术的路径而言,也存在着许多“技术不可能”的问题。当然,一个纯粹的技术路径并不存在,它是需要建立在法律框架下的,是需要以法律规范为依据的。比如,监督、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