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执政合法性转型及其路径选择.doc

党执政合法性转型及其路径选择 　　合法性是指多数社会成员对现行政治体系及政治行为的认同和自愿接受性。就是说，合法性是公众对政治统治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那么，靠什么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公众为什么要支持统治者的政治统治？这就关系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 　　本文认为，政治统治的正义性和有效性，能够揭示该统治合法性的现实基础。所谓正义性，涉及的是“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行为或社会关系”，它“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统治合法性中的正义性，就在于它能够促成各种官职或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能为每一个人提供公正平等的选择机会，它的统治对大多数人都有利，至少能被期待对大多数人有利。所谓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成员主要是根据现行政治统治是否为其提供了参与或选择的机会（尤其在他们有了政治要求之后），能否给其带来利益要求的满足，来认定该统治合法与否。对一个政权来说，若不能提供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它的政绩不能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就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任何一个政权，或者是执掌政权的执政党，“如果它不抓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就无法永久地保持住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对于长期执政并将继续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尽管其执政地位早已通过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被“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但是，倘若它不能通过提高其政策决策的正义性和执政的有效性，重塑并巩固其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它也许继续掌管着“印章”，但已不被“社会普遍承认”。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构其执政合法性的具体路径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其合法性主要是通过军事斗争得到认可的。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其合法性基础在过渡阶段，主要是通过采取符合社会各阶层各自愿望的一系列政策（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政策），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的经济社会效果，得到巩固的；在从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到“文革”结束阶段，曾将阶级斗争同合法性问题相结合，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巩固其合法性；到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则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显著的经济绩效，来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应该用形式民主（Formal Democracy）提供的程序合法性，重塑执政合法性基础，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其次，应继续用执政政绩证明的行为合法性，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最后，应用新型意识形态具有的社会认同整合功能，夯实执政合法性基础。 　　 　　一、用形式民主提供的程序合法性重塑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形式民主可以简单地称为程序民主，“民主本身只能以程序性的方式加以界定”。正如利普塞特所说，对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将使现存政治和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尽管形式民主并非如西方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世界中权威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但是，形式民主的制度与程序的安排，至少在形式上能够（或被认为能够）促成一些官职或职位向所有人开放，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参与、选择机会，能够为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诉求的民意表达提供一套程序性的机制，同时能够促使执政党利用委员会票决机制等方式作出程序上合法的决断，建立程序上合法的制度，从而使这种制度与程序获得公众普遍的认同。这是党执政合法性中正义性的关键所在。 　　 中国共产党作为表达和综合人民利益及其意志的政治中枢，如果能够根据形式民主的要求，按照民主的、开放的、协商的、得到了公众普遍认同的决策、工作程序制定决策、开展工作，并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都要考虑到该决定是否会引起不公正、弊端、偏差和危害以及如何克服它们。同时，在现行体制内为公众建立一套规范化的、程序化的、定量、公开、有效的利益要求表达渠道，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允许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有序地表达，那么，公众将会增强对民主程序的基本认同感，并将之转化为对党的决策、工作的正义性的认同，从而使党的执政获得基于公众普遍认同的程序合法性。 　　 　　二、继续用执政政绩证明的行为合法性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作为中国经济建设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更加敏锐地去寻求、制定并积极推行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使这种路线方针政策能够真正、切实、充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主张，必须把通过这种路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