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人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困境与超越.docVIP

公务人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困境与超越 　　摘 要：贪腐行为具有隐秘性、狡猾性和高度的犯罪黑数等特质，唯有通过知情的公务人员对其进行检举，才可能真正有效反腐。但欲检举贪腐的公务人员面临外部社会评价和内部行政伦理的困境，外部社会认为检举是告密，内部行政伦理要求公务人员对组织忠诚；以及检举后检举人可能面对更多的风险或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从培育新的检举文化、革新行政伦理、加强对检举人的保护以及建立检举人激励机制方面作出努力。? 　　关键词：行政检举；行政伦理；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D5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111-04 　　?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2010年）规划项目（10FX10）；江西省教育厅课题（FX1002）? 　　作者简介：李志明(1972-)，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法学系副教授。 　　徐晓晓(1988-)，江西南昌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2010级硕士生。 　　 　　?近年来国内陆续审理了多起贪腐案件，而贪腐犯罪的隐秘性、狡猾性及高犯罪黑数使得公务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成为具有极大争议的行为。一方面，有人认为公务员作为组织内部成员对贪腐行为进行检举具有伦理的正当性，人们视他们为“英雄”、“圣人”,可以矫正政府的贪腐行为。另一方面，公务员检举行为被其所在组织视为“背叛”，违背了其对组织的忠实义务，检举行为的实施者就成为所谓的“叛徒”。检举行为的实施者面对如此尴尬的道德困境时该如何抉择呢？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完善我国防治贪腐的法律体系，使公务员的检举行为没有后顾之忧，使公务员的检举行为成为查处贪腐行为的利器？ 　　一、公务人员检举的必要性 　　公务员的检举又称之为内部检举。内部检举（Whistleblowing）,这个词原本是用来描述球场中裁判对违规行为吹口哨，从而制止和处罚球员违规行为。至于将吹口哨或内部检举的行为运用到行政法学领域当中，学者间因研究的方向和内容的差异对此有不同的看法。Miceli Near 认为“内部检举是指组织内现职或离职成员将组织内非法、不道德或不当的行为，向有权限的组织或其成员揭发。”[1]（P1-16） 　　???践当中，我国各个层级的行政机关均设立了相应的防治贪腐的部门，专门从事机关内部的防治贪腐。在有专门机关进行查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入公务员检举制度呢？这是因为，在犯罪学理论上，贪污犯罪素有隐形犯罪之称，使得贪污犯罪的防治和侦查过程当中遇到很大的阻力。出于防治不法贪腐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求，并且根据贪腐案件的隐秘性、狡猾性和高犯罪黑数的特质，[2]使得贪污犯罪的侦查和防治过程当中阻力重重。此时，公务员检举制度就成为防治贪腐的重要手段。 　　二、检举中公务人员面临的困境 　　近年来，关于行政检举困境的分析，国内外的学者进行众多探讨。美国伦理学权威特里#8226;库珀认为行政检举的困境就是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的冲突与矛盾。他提出：“客观责任并不是你自己考虑该如何做而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的产物，而是源于他人处于你这样的行政职位考虑该如何做出的决定。”[3]（P66）宋昭德认为行政机关公务员检举人的困境是角色冲突，具体为：机关角色与专业角色的冲突，专业角色与同事情谊角色的冲突。[4]（P65-71）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行政检举的困境在于行政忠诚的异化。笔者认为其困境分别为： 　　（一）外部社会评价与内部行政伦理要求之间的困境 　　检举中的公务人员在组织内部同时要充当两种角色，一面是组织内部的一员，另一面则是拥有检举权的普通公民。当承受这两种不同且均须遵守的角色需求，就会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事实上，每个角色背后都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而当主体有多个身份时，由于角色的不同，检举中的公务员往往将会出现权利义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一种观点认为：检举中的公务员应当使其行为最终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务人员检举人就被称为“英雄”、“圣人”。其原因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府赖以存在的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5]；尽管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角色的特征，但是对人民大众的忠诚应该先于对任何行政组织或对官员个人的忠诚，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符合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宗旨。基于此，保罗#8226;阿普尔比将拥有双重角色特征的公务人员描述为，“政府主旨工作人员就是负有责任的公民。”[6]（P149）另一观点认为：公务员将组织内部贪腐的事件进行揭露时，其将被称为“叛徒”、“告密者”。出现与社会公共评价截然相反的评论是有其深刻理由的。一是，行政忠诚的异化是该负面评价出现的首要因素。追求和维护行政忠诚是法治社会的价值诉求，而行政忠诚的界定不明。因此，在实践当中，行政机关一味盲目追求效率、目标和绩效，导致